基督徒经济学家赵晓：经济学、幸福与终极关怀

赵晓先生简要介绍了经济学的基本情况，并阐发和研究了财富、人们的幸福和终极关怀，盼望给中国人带来更多的福祉。

赵晓：特别感谢今天到场的各位朋友，因为天气比较冷，路也比较堵，也特别感谢主办方腾讯网和中国政法大学，同时也特别感谢我的老朋友——杨鹏。主持人刚才说到我在2002年写的一篇文章《有教堂的市场经济与无教堂的市场经济》，当时写这篇文章时，有不少的争议，在此之前，有很多的朋友特别喜欢看我写的东西，也特别赞成我的观点，但当我写《有教堂的市场经济和无教堂的市场经济》之后，这个文章贴在万科论坛的经济人俱乐部，很多的朋友不太理解这篇文章，有很多批评，当时只有两个人对我这个文章特别支持，一个是国外的一位朋友，在国内就是杨鹏，杨鹏可能是最早明白我这篇文章的人。前一段时间他总结的观点我觉得总结得非常到位：很多人是重视物质不重视精神，重视财富不重视文化，有些人重视文化，但不太清楚文化的核心是伦理，伦理的核心是道，伦理是一个德，德的背后是道，道的背后是神。他的这个概括大家听起来可能有点玄妙，一会儿杨鹏老师可以给大家进一步展开。他是特别理解我写的这篇东西的，所以今天来的很多朋友，有一些是新朋友，有一些是老朋友，我们在这个温暖的屋子里面谈关于经济学、幸福与终极关怀的话题，这种感觉就好像是在家里一样，跟朋友们拉家常。我做一点讨论，也想听听大家批评和意见。收入较高的企业家群体：他们幸福吗？企业家群体我比较多的关注，这是中国改革开放后新产生的一个群体，这个群体也是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最闪亮登场的群体。大家通常认为企业家代表着成功、幸福，很多人觉得自己不幸福，就像前面说的，对房子的满意度是20.5%，很多人觉得不幸福是因为没有房子，如果我有房子，房子的满意度提高点，可能就会很幸福了。言外之意就是如果我很有钱，有钱就能够买大房子，可能幸福度会提高很多。企业家不存在这方面的问题，他有很多好房子，也有钱，他们是改革开放里收益各方面增长最快的一群人。这群人他们幸福吗？是否像我们所想象的，有钱买个大房子就会幸福？这些都有钱买大房子的人，在社会普通人看来，他们是很成功，但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的企业家有1200多名自杀，所以企业家这个行业在中国有一个令人心惊胆寒的名字，成了一个高风险的行业，如果你做企业家，就是进入了一个高风险的行业。金融海啸以来，又有很多人死于企业的问题。 2008年的11月29号，41岁的资本大亨涌金集团的董事长魏东自杀，这个人在中国金融界是特别有名。很早时，在江湖上就非常有名，也赚了很多钱，而且只有41岁，正值人生最黄金的年龄，男人四十一朵花，在这个花季的年龄他自杀了；2008年7月19号浙江云光泵阀制造公司的老板朱吉光服毒自尽；8月 12号，浙江一家制药公司的董事长在办公室上吊自杀；2008年10月15号，有湛江“糖王”之称的广东中谷糖业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总裁庞贵雄在其住所跳楼身亡。有一句话说“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性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所以这些人肯定不是很幸福，赚到钱，但并没有赚到幸福。在中国进法院和进医院的企业家也比比皆是，中国的富豪榜几乎沦落成了囚徒榜和杀猪榜，企业家群体在中国被可悲地称为“两院院士”。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中国企业家调查系统曾经推出一个《中国企业经济者成长与发展专题调查报告》这个报告显示，在中国的企业家有时出现或者经常出现“烦燥易怒”的症状占 70.5%，“疲惫不堪”的占62.7%，心情沮丧的占37.6%，疑虑重重的占33.1%，挫折感强的占28.6%，悲观失望的占16.5%。从这里很难说他们是很幸福的，甚至也不能说他们是成功的。曾经有个人把一个大企业家推荐给一个牧师，说这个人是我们当地最成功的人，那个牧师说，对不起，如果我在没有见到他的妻子并且确认他的妻子是幸福的人之前，我不认为他是一个成功的人。因为成功的人不是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成功的人包含了各个层面，不仅做企业是成功的，在商业上是成功的，家庭也应该是成功的，个人生命、人生也是成功的，生活系统、生命系统都应该是成功的才可以。当然这是不同的标准，从这些我们看到，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但我们的幸福感并没有相应同步地提高。在改革开放三十年里，崛起最快的是资本家群体或者企业家的群体，他们的财富已经超出了我们普通人所能想象的地步，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幸福或者是成功。我们的生命很短暂，我们希望去了解怎么样能够活得更好一些，过去认为有钱就幸福了，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人拼命地搞改革、经济建设、赚钱，就是想争取幸福，但是现在发现，改革开放三十年的结果，并没有实现我们的理想，即使再有钱，就像前面列举的那些企业家一样，成为世界前100名的富豪，也不一定意味着你就是幸福了，所以要回到起点再度去思考这些问题，也便于我们自己重新做一些调整。《圣经》里面有一句话：你使我的年日窄如手掌，我一生的年数，在你面前，如同无有，个人最稳妥的时候，真是全然虚幻，世人行动实系幻影，他们忙乱，真是枉然，积聚财富，不知将来有谁收取？这是一个告诫：生命是非常短暂的，我们一生的年日如同无有，积聚财富使自己有安全感，但是金融海啸一来，会发现财富暴跌，很多人就算有了很多财富，但不知将来有谁收取。
幸福产生的心理机制幸福产生的心理机制。幸福作为一种主观的态度，是由认知和情感两个基本面组成的。情感包括情绪和感情。代表着人们对发生在日常生活中的事件的实时评估与反应，碰到任何一件事会马上反应是喜欢还是不喜欢。事后会仔细地想，便会认知它，这是一种理性的认知，但当时会有一种情感，这种情感和事后的理性认知会给自己带来幸福的影响。影响幸福的主观认知的四个心理过程：1、适应。人们通常会适应新的环境，从而调整主观的幸福水平，适应会减少一个人对不断出现刺激的反映能力。比如老欺负一个奴隶，会发现奴隶可能特别不幸福，但那只是你的感受，做奴隶有他的幸福，就像阿Q一样，他会觉得他是幸福的，他会适应那种环境，鲁迅说中国人从“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到后来终于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所以不能说做奴隶就是很苦的，做久了之后，他会找各种理由来为宽慰自己，慢慢会找到他的幸福。“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闻其香，即与之化矣；与不善人居，久而不闻其臭，亦与之化矣。”再比如，因为中彩票财富急剧增加的人们，在一定的时间调整之后，大多只会表现出比中奖之前稍高的幸福感，那一刻很幸福，但过了几天，幸福感会慢慢降下来。2、期望。人们通常会根据自己的希望所形成的期望值的水平来对他们所处的情形进行评估。希望值如果很高，幸福感会降低，如果希望值不怎么高，那么幸福感可能会高一点，毕业找工作，现在就把工资想象得很高，可能会受挫。如果想象自己毕业之后的一些困难，那么毕业之后真正碰到困难或者没有碰到太多的困难，幸福感会强一些。如果人们的生活达到了他们期望值的水平，就会对生活感到满足，通常人们期望值的水平与现在有迫切的目标实现水平有紧密的联系。3、社会的对比。主观幸福没有绝对的衡量标准，人们往往拿自己的现有的情形与周围人进行对比，最近网上流行晒工资。工作也是人们很容易比较的一个方面，金融危机下，失业的人明显的比有工作的人不幸福，如果身边都是一些失业的人，就不会感觉自己不幸福。4、处理能力。人们通常有很强的处理、应对不幸事件的能力。如果他不能处理解决这些问题，最终可能会走向自杀，就像一些企业家自杀。任何一个不幸的事刚开始发生的时候，人们的幸福感会受到很大的挫折，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人会积极的接受。经济学认为影响幸福的主要因素有：一、收入，收入会影响人们的幸福，大多数人认为，更高的收入会导致更高的幸福水平。第一个认真研究幸福数据的经济学家伊斯特林，虽然金钱不会买来幸福。但经过很多年的研究，发现几个比较确定的关系。收入和幸福的关系有三个层面。1、富足国家的人们是否比贫困国家的人们更幸福？政绩表明，生活在富足国家的人比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更幸福，财富还是比较重要的。中国人要奔小康，民族不仅要独立，而且国家要富强，这是有道理的。在收入水平较高的国家，享受更多的高质量食品，更清洁的饮水、更高更普及的教育，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更长的寿命，更好的性别均衡以及对人权更大的尊重。所以生活富足国家的人们比生活在贫穷国家的人们要幸福。所以不要否定我们追求现代化的努力，这样的努力，是值得称道的，他能够为大多数人带来幸福，还能够给人们提供更多的机遇与选择，这就是自由----给人们带来更多的自由。2、收入的增加在长时间里面会提高幸福水平？研究发现，收入增加带来幸福指数的提升是有限的。在收入达到某个门槛限制后，收入对幸福只有很少的效应，甚至没有任何效应。美国从1946年到1991年人均收入从11，000美元增加到27，000美元，但以一种三分为满分的方式来衡量幸福值，1946年的平均幸福是 2.4分，而1991的年反而下降到2.2分。美国一个富裕的国家比发展中国家要更加幸福，但他的财富从1万美元到接近3万美元涨了三倍，他平均的幸福水平并没有明显的变化。原因是：（1）、边际效用的规律：收入不断增加，一个单位收入增加所代替的满足感不断减少，最后甚至是负满足感。天天赚钱，就没有什么意义。（2）、适应心理和人的欲望无止境。（3）、期望的心理，人们的期望值会越来越高，收入在变高，期望值也在变高，收入的增长没有跟上期望的变化，相对来说都会降低。在座的各位，毕业之后拿一千块的工资，可能会很生气，觉得特别低。但缅甸人普通的工资一个月14美元，越南也很低，现在中国的工人，一个月工资也得1000块，甚至更高。但越南的工人的工资是500元，工资很低，但是他们很勤劳，尤其是女性，她们特别贤惠，特别勤劳，有句话说：“娶个越南婆，赛过十头骡骆”。今天中国生活最苦的人，也比1978年之前生活得好。3、一个国家中，那些高收入的人是否比低收入的人更幸福？1994年美国对年收入为1万、1万—2万、2万—3万、3万—4万、4万—5万、5万—7.5万，以及高于7.5万美元的水平的群体进行幸福指数调查，发现收入低于1万且自称非常幸福的人比例是16%，而收入高于7.5万美元且非常幸福的人高达44%，相反自称不是很幸福的人比例在收入低于一万美元的群体里面是23%，在 7.5万美元里面只有6%，平均幸福的比例从1万美元的1.8%升到7.5万美元的2.8%。高收入群体作为一个群体来说，他的幸福程度平均要高于低收入群体。研究还发现，一个穷困的家庭，如果他的收入改善，那么在很大的程度上，能够提高他的幸福水平。一旦年收入达到1.5万美元，收入水平的提高对幸福的效应就会变得比较小，较高收入水平的人群，如果大的收入提高，仍然可以提高幸福水平，但比例比较小。高收入不一定自动地产生高幸福的水平，一个重要的原因是人们的比较心理，还有期望等等。高收入群体也会跟别人进行比较，所以重要的不是他的绝对收入水平，而是和别人比较的相对的地位。我记得当年我们村子里，没有一个人有手表。只有我们村长有一块手表。实际上是上面给村子一块表的指标，大家抓阄，被一个社员抓到了，但是社员不敢拥有这块手表，就给村长了。而村长不知道怎么戴表，也不认识表。他把那个表，套在衣服上面，他也认不出这个表，你问他几点了，他会说，是两点过了这么多。但他很高兴，每天戴着，在村子里面像伟大领袖一样摇摆着，很幸福。有些学者基于适应的心理得出一种快乐踏水车的结论：人们对经济条件的改善，达到这样的地步，以至于这种改善对提高幸福水平没有办法产生，所以就踩水车。《箴言30：8》有一句话：且你使虚假和谎言远离我，使我也不贫穷，也不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犹太人从来没有提倡一种高调，说贫穷就好，但也不是一种拜金主义。所以所罗门被称为智慧的王，他说过一句话：上帝啊，求你不要让我贫穷也不要过分的富足，赐给我需用的饮食是最好的。从前面的分析来看，真的有点道理。失业对幸福的影响巨大二、失业对幸福的影响，一份瑞士的研究报告显示：失业者群体的幸福平均分值是6.56分（满分是10分），而非失业者的幸福平均分值是8.21分，所以失业会明显地导致人们不幸福。对于个人失业者来说，周边人都有工作，这是他非常难受的，他的幸福指指数会受到两方面的影响，第一是严重的收入损失，收入损失会带来失业者幸福不良影响；另一个跟别人比较时，沉重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又会降低他的幸福指数，所以失业者幸福指数的降低特别大。对于普通失业者来说，幸福指数从以下几个方面受到影响：1、整个社会紧张情绪蔓延，人人自危；2、个人的收入和社会的总收入大幅度下降；3、家庭和婚姻会产生重大影响；4、被剥夺的工作的成就感。工作的成就感是会给人带来幸福的，很多人觉得工作是件很辛苦的事情，但如果不让你工作，会更痛苦，工作不仅带来财富，也会带来成就感，像李嘉诚这样的人，他们工作更多的不是为了财富，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为了他的成就感。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上帝给他安排了一个工作，就是给所有的动物、鸟类起名字，亚当还没有犯任何罪时，就有工作，所以工作就是一种奖赏；大环境里，周围的人都失业了，相对的心理压力和社会压力就会小一些。工作的满意度本身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满意度，也就是幸福感，那些具有较高工作满意度的人，通常也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而那些通常幸福的人，也是具有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工作满意度包括两个层面的特征：一个是内在的特征。个人控制的机遇，工作任务的多样性、支持性或者控制性、个人交往的机会。第二是外在的特征，比如说薪水、工作条件、保障、安全、社会地位等等。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一个人没有工作，不幸福感的增加会很明显，在经济学的运用上，就是通货膨胀和失业之间的替代。菲利普斯的曲线表明，通货膨胀短期内和失业之间有一种替代关系，如果希望减少就业，可能会增加通货膨胀.增加通货膨胀也会带来社会的痛苦，但失业的痛苦比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痛苦更大一些，怎么办？所以只有尽可能地减少就业。 2007年3月份开始爆发的金融海啸，到2008年演变成一场全球性的危机，导致大面积的失业，美国人失业今年达到了10%。有六分之一的人找不到工作，经济从2006、2007年5%的增长速度到2009年变成了1.1%的负增长，很多国家都出现了失业的压力，怎么办？各国家就采取了一些办法，大量的燃烧货币，用燃烧货币的办法来抵抗经济的寒冬。试图提高就业，美国政府是这么做的，美国政府用1.1万亿美元刺激经济；中国政府也是这么做的，今年以来，财政扩张的力度是史无前例的，是九十年代以来最高的。货币政策的刺激力度也是空前的，到11月份时，M2是接近30%，M1是超过了30%，接近35%这样一个高速额的增长，贷款是一个天量的水平。今年一个月的贷款，相当于2008年半年的贷款，烧这么多钱放这么多货币，目的是要把经济给燃烧起来，减轻社会的痛苦。我的幸福方程式，个人成就，社会关系我的幸福方程式，第一跟成就有关系，第二跟关系有关系，就是跟自己的个人成就有关系，也跟别人的关系有关系。在中国，贫富差距比较大，香港的贫富差距也是比较高的，在亚洲的城市里面，香港是比较高的地方，但香港的穷人和富人之间的关系比大陆好很多，穷人也并没有因此感觉到有那么大的不幸福。这里面有很多的利益，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富人的致富方式相对来说比较合理，中国大陆的富人致富的方式大家不是很认同。还有一个，香港的富人也比较讲道德，富人不会那么嚣张，不会开着宝马奔驰把别人撞死，富人也会做很多好事。这样他们的关系就会改善，当这种关系改善了，整个社会的幸福程度也有很大得提升，这个是值得我们去研究的。我们可以把伦理的东西看成将来发展的一个内容，同时我们注重个人的关系，不仅看成就和欲望，而且看伦理的关系，把这种东西放在幸福的方向里面，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探讨。精神维度：终极关怀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人们精神的维度，就是我们要讲的终极关怀，精神的维度与人们幸福有关系，温家宝总理的一首诗《仰望星空》：（ppt）"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寥廓而深邃； /那无穷的真理， /让我苦苦地求索、追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庄严而圣洁；/那凛然的正义， /让我充满热爱、感到敬畏。 /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自由而宁静； /那博大的胸怀，/让我的心灵栖息、依偎。/我仰望星空， /它是那样壮丽而光辉； /那永恒的炽热， /让我心中燃起希望的烈焰、响起春雷。”总理的这首诗是在上海念的，它引起的很多的人的关注，网上有人就把这首诗特别做出来。总理在与学生一起座谈时说，如果一个民族只是脚踏实地，而不仰望星空，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和未来的。我觉得这是中国几代的领导里面，讲述得最好的一句话。一个民族只是脚踏实地而不能够仰望星空，这个民族是没有希望和未来的。从经济学里面研究幸福基本的东西来看，他真的是很有道理的。中华民族有仰望星空传统的一个民族，这点我是从杨鹏身上学到的。杨鹏告诉我，中国人在历史上，一直崇尚天与神，一直到晚清时，中国人有天坛。中国人天的概念基本上是上帝的概念，而且天坛里面，是没有牌位的，他就是昊天上帝。天有属性，天不说话，天有仁爱、怜悯，它会惩罚坏人，等等。总体上中国人是个有仰望星空传统的民族。中国为什么能够一直延续到今天，不仅有希望而且有未来，可能跟这个东西有关系，这个东西跟人的幸福也很有关系。我们看到很多人，他们跟普通的人不太一样。比如说德蕾莎修女，她走的路跟普通人不太一样，很多人追求狼性的文化，用这个寻求发展时，他走的是不同的幸福的道路。她讲：人们常常不讲道理，不合逻辑，以自我为中心，但是我们仍然要原谅他们；如果你友善，人们也许会责难你自私，另存动机，但我们仍要友善；如果你成功，你赢得一些假朋友和一些真敌人，但我们仍要成功；如果你诚实而坦白，人们也许会欺骗你，但我仍要诚实与坦白；你耗费数年营造的东西，也许被人一夜之间摧毁，但我们仍要营造；如果你寻找到了恬静与快乐，他们可能嫉妒你，但我们仍要快乐；今天你行善，也许人们明天就会把你遗忘，但我们仍要行善；把你拥有的最好的奉献给世界，或许这永远不够，但我们仍要将最好的奉献。当你有独特的精神世界，有丰富的精神世界时，能够带来幸福。罗伯特· 巴罗：宗教和经济增长是正相关关系哈佛大学教授罗伯特·巴罗是很有名的经济学家，他研究了世界上80多个国家的情况，他研究宗教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研究发现宗教对人们的经济增长基本上是一个正相关。但他发现，宗教活动很频繁跟经济增长是负相关的。宗教能够跟经济增长有关系，指的是宗教能够带来经济发展所需要的伦理，比如说诚信、合作等，所以他对经济增加能够带来正面的推动作用；但是，如果花在宗教上的时间太多了，可能会影响到经济的发展。印度人每天都在河里洗澡，他们很诚实，诚实对经济的增长有好的作用，但天天洗澡，洗的次数太多了，对经济有反面性的影响。罗伯特·巴罗的研究非常有意思，为什么新教的国家能够普遍要比一般国家富裕很多，包括比天主教的国家平均富裕的程度高出30%以上，因为新教徒把工厂当成教堂，工厂就是教堂。一个人在场地、做厨房里面的活，一点不比神父在讲台上讲道低级，一个妇人推着摇篮的手也是推动世界的手，他工作的时间和他用于宗教的时间几乎完全重合。从提高幸福的水平来看，他认为宗教提高幸福水平的原因有这么几个：第一教堂参与是社会支持的一个重要来源，尤其是对那些已经失去其他形式支持的人来说，比如说老人和鳏寡者，宗教活动以及他们感受到的共融与交谈，能够给他们提供一种有效的替代式的安慰；第二，宗教能够为人们提供一种解释性框架，这个框架能够为生活输入意义与目标，这种与上帝的亲密感受以及对来世的信仰，都能给人们提供一种存在和确定性，这种存在和确定性是幸福的重要来源。信仰宗教的人能够更好地面对那些不利的情形。但某个不幸事件被认为是上帝的意志时，那么这个不幸的事件就能够更加容易被克服。从整体上来说，教会成员有较好的健康，主要是因为他的行为妥当，喝酒少、抽烟少，因此他们会活得更好，这是一些普通的解释。假设上帝是一个虚数我个人曾经提出过一个说法，我们讨论终极关怀时，肯定会讨论到上帝，我们不讨论宗教，上帝是否存在，我们可以把上帝看成是一个虚数。人的文化和行为包括人的幸福心理跟这个东西也有关系，上帝是否存在我们不讨论，但可以把上帝看成一个虚数。你会发现有了这个虚数之后，能够解决很多问题。比如跟人吵架，那个人很坏，如果你要达到一个平衡，你必须要揍他，但假设有一个上帝，我不揍他，上帝会惩罚他的。婚姻也可能是这样，原来跟这个妻子实在是处不来，两个人几乎要离婚了，怎么办？我在三亚时，跟两个朋友交流，其中一个佛教徒，他和妻子几乎要离婚了，我说你怎么看待婚姻中的离婚，他说很简单，一切都是缘分，我们在一起是有缘现在缘灭了，缘有缘起、有缘灭，就这么简单。而另外一个朋友问，如果是基督徒怎么看？我就跟他说林肯的故事，林肯娶了一个脾气特别大的老婆，她见到林肯的第一次就是说这个人可以成为总统，她的目标就是把她的老公培养成总统，老公真的当了总统之后，她又有点看不上，林肯总是活在原来的生活习惯里，经常吵架。按理说林肯应该离婚了，很多人都同情林肯，但是林肯相信婚姻是上帝安排的。上帝为什么会给他安排这么一种不幸福的婚姻，林肯说，那是因为我个人的脾气从小就不好，我的老婆就是上帝安排在我身边的一个刺，用她来锻炼我的好脾气。所以后来，林肯成为美国历史上最有涵养的总统，脾气最好的总统，而且成为最伟大的总统。他见任何人都没有脾气，对任何人都很好，最终人家也没有离婚。很多的问题解决的方法不同。上帝的文化是一种高等文化，如果没有上帝的文化，就是一种初等的文化。如果一个社会只相信唯物论，那么这个社会永远不能成熟，这是一个比较低等的文化。这一点，杨鹏比我的感受还深刻一些。有很多种价值，做一件事情的动力有时候不是物质的动力，而是精神的动力。一开始激励一个员工，可以用奖金的方式激励，但是到后来在同一种方法来刺激他，就没有用了，一定要用使命、价值和精神来激励员工。人和人之间能不能合作、能不能有信任，志同才能道合，有共同精神共同相应的东西，大家才会在一起。杨小凯的故事：从市场经济到宪政制度到对终极信仰的探寻比如说杨小凯，他是著名的经济学家，如果他还活着，可能会获得诺贝尔奖，可惜英年早逝，他十几岁时正值文化大革命，他写过一篇文章《中国向何处去》。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江青他们看见，不相信是一个小孩子写的，背后一定有人，要追他背后的黑手，但就是杨小凯写的，他是一个很年轻很早熟的孩子，非常有思想，把他关进牢里，在牢里跟一个数学家学习数学，出来之后，读研究生，到国外读博士，他一直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他认为救国救民最重要的是中国一定要搞市场，只有市场经济才能救中国，但等到后来，发现所有市场经济成功的国家都是有宪政制度的国家。宪政是什么？实际上是产权的基础，我们现在都知道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产权，没有产权的机制就没有市场经济，但产权的对面就是王权或者政权，为什么产权不完全呢？是因为政权或者王权经常会无缘无故奴役产权。所以他有段时间专门研究宪政，经济学家里面，对宪政问题有深刻研究，后来又发现什么样的国家宪政才能成功，搞得最好的全是基督教的国家，或者是对基督教国家所修理的国家，比如说日本。这挺有意思，他看到华盛顿的一句话：美国的制度只适用于美国的文化，制度背后是文化，没有一种相应的文化来支撑这个制度，这个制度事实上就是在沙滩上建大楼。我也写过一篇文章《制度是文化的披肩》，你所看见的有形的实际上是文化披肩部分，而文化是制度的一根铲子，如果这两个东西不匹配，制度是很难转变的。到了晚年时，杨小凯得了癌症，在此之前只是相信唯物主义，他愤愤不平的是文革时他被关了十年，所以他专门写了一本书《牛鬼蛇神》，就把那些人臭骂了一顿.人要优秀，别人才会看得起，所以一定要功成名就。但得癌症之后，最悲惨的事情发生了，在澳洲的一所大学，一个系只有一个教授，只有这个教授退下去，别人才有机会荣升教授，否则都是副教授。如果从人的想法来看，大家听说他得了癌症是特别高兴，当教授才有机会，巴不得他死掉；从人类资本的角度来看，为什么要跟这个人交往，就我们看好他的资本与价值，我们才跟他交往。如果这个人马上要死掉了，谁会跟死人去打交道，瞬间他的资本就变成0了。杨小凯以前觉得自己很厉害，是个人物，走到哪里，人们都很客气。但他突然得了癌症，而且医生说3月后就会死掉。瞬间他的价值变为0，跟他再交往有什么价值？所以没有什么朋友去看他，谁会去看他？唯有他老婆的朋友，给他送鲜花，他老婆是基督徒。杨小凯第一次发现世界上真的有无缘无故的爱，以前从不相信。后来他又活了三年。在生命的最后三年，他的研究，是研究精神上的东西。中国经济学界里面，走得比较远的一个就是杨小凯，另外一个可能就是杨鹏。杨小凯走得最远了，研究救国救民的道路，研究市场经济，后来发现不是宪政制度，在后来发现不是宪政文化，文化的背后，杨鹏认为是道德、伦理，伦理是文化的核心，伦理背后是道，道背后是神，如果这是一种信仰，是一个东西，相信这个东西来自于神的，杨小凯到最后发现了神。从这以后，他的行为有了很大的变化，很后悔写了《牛鬼蛇神》那本书，开始写信给那些曾经被自己骂过的人，向他们赔礼道歉。中国需要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冲突发生时我们需要寻求第三方的解决，比如说两个企业发生冲突，要去法院打官司，寻求第三方的解决。两个人打架，可能会找一个长者来解决，最好的第三者实际上就是上帝。上帝永远是公益、公平的，相信上帝，它一进来，你会发现所有的冲突就会没有了。还有一个是优先安排和均衡机制，在生活中我们要搞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什么是不重要的。经济学讲人是理性最大化的人，但不要以为理性最大化是一个生物的理性，不是的，它是一个文化的理性。文化告诉你什么东西重要，你会按照这个重要的优先顺序进行理性的行为选择，所以不是生物的理性，而是文化理性。哪些文化告诉你，这些东西重要，另外一些文化告诉你哪些东西重要，所以做出的行为选择同样都是理性的。中国人比较重视功成名就，“成者王败者寇”，很强调成功，成功比什么都重要。但西方有一个理念强调攻克内心不好的东西，比攻下的一座城市还要厉害，比勇士还要勇敢，会强调诚实是成功。无论是在怎么样情况下，能够保持诚实，就能够成功。我们中国的教材强调雷锋精神，会讲司马光砸缸来表现聪明的孩子故事，会讲岳飞抵抗外敌入侵的民族英雄，都是讲大英雄大好人。但美国教科书里面，会讲华盛顿小时候的故事，华盛顿父亲给他一个生日礼物是一把小斧头，他用这个斧头把他父亲最喜爱的樱桃树给砍了，父亲很生气“谁砍了我的樱桃树？”华盛顿说“是我砍的。”他父亲就说没有关系，你能够诚实地承认就好了，他讲到诚实很重要。我们看到在美国的电影里面就有《阿甘正传》，阿甘就是一个很诚实的人。说到一定做到。他的战友在战场上牺牲，牺牲之前告诉他说我的家乡在阿拉巴马，如果我回去，我要去做虾酱，你要不要跟我一块去？阿甘说好，我愿意跟你一块去。中国人会觉得这只是说说，不会当真。退伍之后，阿甘真的就去了那个地方捕虾，最后他成了百万富翁。阿甘好像智商很低，情商也很差，但会坚守自己的道德品质，在道德品质上很成功，最后在生意上也很成功，包括情感上。阿甘的成功是因他在品格上的一个成功，美国会讲阿甘的故事。中国讲比较多的是阿Q的故事。优先顺序不太一样，中国人通常事业是第一位，但美国人优先顺序上帝是第一位的，家庭是第二位的，事业是第三位的。我在北大读博士时，有位美国朋友跟我谈话谈得兴高采烈，一看表已经七点，就立即说对不起，我要回家做饭，雷打不动，立马就回去。 人要获得完全的幸福，跟几个东西有关系，如果这几个东西解决不了，人是永远不会获得完全的幸福。第一是死亡，我们知道所有的人会死，再优秀的人都会死，而且死亡概率是100%，不会是99.9%，伟大领袖毛主席再伟大也是100%死亡。一个孩子生出来之后有人说这个孩子将来会飞黄腾达，而鲁迅说这个孩子将来就会死掉，别人不高兴，但这是唯一的真理。人会害怕死亡，秦始皇害怕死亡，没有人不怕死亡的，哪怕延长他生命一分钟他什么都干。每个人都会死亡，死亡就会有恐惧。第二，苦难，人生肯定有苦难，在座的各位还年轻，还没有经历太多的苦难。像我们这些人，我们都经历过一些苦难，或者我们目睹过一些苦难，看到身边的人有困难，也会让我们内心感到同病相怜。四川大地震有很多人死亡，很多的孩子死去，地震给他们带来很大的变化和影响，当初四川人喜欢炒房，房子是不动产，地震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的东西都会动，哪有不动产，没有不动产，有个人在街上骑着一辆车，发现毛主席在向他招手，在后来发现是毛主席的雕像在晃动。四川大地震后，很多人承受不了，包括一些官员，北川一个宣传部的部长就选择自杀。这些苦难每个人都会经历。第三，罪孽。每个人都会有罪孽，世人皆有罪，亏欠了上帝的荣耀，很多人年轻时很容易做头脑冲动的事情。这三个东西，所有人都会有，没有人不会经历死亡、苦难、罪孽。有这三个东西，想获得完全的幸福是不可能的，如果解决这三个问题，想获得完全的幸福，如果没有终极的关怀也是不可能的。中国的变革，中国这几十年的变革我们可以有不同的理解，过去我们看到他是一个市场经济.现在很多人也在期待，说我们将来是一个政治的变革，这是未来的使命，但我更多看到的是一场心灵的变革。目前经历的这场变革跟过去三千年的变革是不同的，是一场有信仰和终极关怀的变革。中国文化博大精深，经过几次大的融合，比如汉朝是把儒和道两支最优秀的文化融合在一起，实现了大汉的崛起，中国人也被称为汉人；到了唐朝时佛教文明引进来，传统儒道佛的融合，在这个基础上，出现了大唐的崛起，这是中国第二次大崛起；现在我们在经历大的崛起，这次我相信是传统的中华优秀文化跟基督教信仰的一个融合，他的本质是一场有十字架的变革，这十字架的变革他很深的意义是给中国带来一个终极关怀，跟传统的终极关怀融通，给中国人提供博爱精神关键性、现代性的一些精神尊严基础，同时给中国人带来更多的幸福指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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