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语问上帝

两项赌注,两则比喻

那么,到底有没有一片乐土,可让人在低语的橄榄树林间,与所爱的人或喜欢的事物,悠游自在地徜徉于绿荫下呢?还是,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颠沛的、流离的、受折磨的、失恋不得志的,都要以呐喊、痴昧、死寂或痛苦,来画下句点呢?

                         ——福特(Madox Ford)《好士兵》

意大利作家安伯托·艾柯13岁时,有一天陪他父亲去看足球赛。由于艾柯并不怎么喜欢球赛,所以虽然身坐在球场中看比赛,心却在想:“看着这些无聊的人在场中晃来晃去,我感觉真像正午的阳光所照射下的事物,一片凄冷,场中所进行的完全是无意义的表演。……这让我第一次怀疑上帝是否存在,世界不过是个无意义的虚构故事。”

在球场中从高处往下看,艾柯能站在有利的位子上,拥有像上帝一般的眼光来观看世人。但是对他而言,人类竞赛中疯狂的追逐,就像一群成年人,在草地上疯狂地追逐一只皮球一样毫无意义可言。所以他想“在上头”一定没有上帝在看着这地球上所发生的一切。即使有,上帝对地球也会像他自己无心地看着球赛一般漠不关心。

艾柯在球场中的情景引发出一个信心很基本的问题:上帝在观看吗?我们的人生是否只在无意义的混乱中奔波不已?我们的“表演”有上帝关心在意吗?约伯有上帝给他显现,找到了他的答案。而我们呢?这个问题是我跟理查德首次谈话中提到的问题,也是促使我写这本书的问题。而五年之后,我发现跟理查德再次长谈时,还是离不开这个问题。

当我第一次见到理查德时,他像是个被上帝离弃、分居初期的落魄情人一样,眼神中充满了愤怒怨恨。五年后我再见到他时,虽然看得出来时间已经让他平息许多,但是情绪还是偶尔被触动而发泄出来,不过捎带怀旧之情。他无法把上帝完全撇在脑后不管,但是上帝的寂静无声甚至完全消失的景况,又让他感受到错觉般的痛苦。尽管我不提信心的事,他也会觉得受伤、委屈。

“腓立,我实在不懂。”有一次他带着困惑的口气问我,“我们都读同样一类的书,也有许多同样的看法。你似乎很了解我的疑问和失望感。但是你却到头来能相信,而我就是不能。这到底不同在哪里?你是从哪里得到你的信心?”

我的脑子转了许多可能的答案。我可以说一些证明有上帝的有力证据:创造的伟大,耶稣的故事,复活的证明,其他基督徒的榜样等等。但是理查德跟我一样都知道这些“答案”,但还是不信。何况,我也不是从这些答案中得到我的信心的。我是在一个二月晚上,在学校宿舍的房间里得到了信心。于是我把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告诉了理查德。

信心的夜晚

我已经说过,在圣经学院里我怎么成为一个怀疑主义者。我学着模仿别人“属灵”的行为来度过——至少为了得好成绩。学校还有好些讨厌的“服事”要参加,像是在街头布道、监狱工作,或是去养老院探访等等。于是我就签名参加了“大学工作”。

每个星期六晚上,我去南卡罗莱纳大学的学生中心看电影。当然,我本来应该要向人“作见证”的,而且隔周还要提出个人布道的记录报告。我一定讲得像真的一样,所以从来没有人怀疑过我所编的故事。

我还要每周跟其他四位做学生工作的同工一起有祷告会。每次祷告会一定是裘先开口,然后克瑞,然后柯利,然后另一个裘,然后他们四人很礼貌地等差不多十秒钟,因为我从来不祷告,所以一阵短短的安静后,就睁开眼睛各自回自己房间去。

但是在那个二月的晚上,出乎每个人意料之外——连我也在内,我居然祷告了。我不知道为什么,而且也不是预先准备这么做。但是那天晚上当裘、克瑞、柯利、裘都轮流祷告完之后,我发现自己却紧跟着他们开口祷告说:“上帝啊!”我可以感觉到房间的气氛忽然紧张了起来,“我们在这里,本来应该关心这些上万的学生是否会下地狱,但是你知道,即使他们都下地狱,我也不在乎。甚至只有一个,那就是我要下地狱去,我也不在乎。”

如果你是圣经学院的学生,你就会晓得这些话在房中其他人的耳中有多严重,简直跟行法术、献人头一样不可思议。但称奇的是没有人阻止我,所以我就一直祷告下去。

然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搞的讲到好撒马利亚人的故事上去了。我说我们本来应该像这位撒玛利亚人,关心那个被打伤的犹太人一般的来关心这些大学的学生,但是我并没有这种爱心,我对他们毫无感觉。

但是祷告到一半,正当我在描述我怎么缺乏怜悯心的时候,突然我对这个撒玛利亚人的故事有了个新的看见。我似乎看到当时那一幕情景:一个古代的撒玛利亚人,穿着长袍又戴着头巾,弯腰拉起一个又肮脏又满身是血躺在沟里的人。但是一瞬间,这两个形象变了个模样,那个撒玛利亚人变成耶稣的样子,而那个被强盗打伤的人变成了我的模样。

刹时间,我看见耶稣弯下腰用湿布洗净我的伤口,擦干我所流出的血。而我这个被打得伤痕累累的无辜人,竟然张开眼睛,朝耶稣的脸上吐了满面口水。我这个素来不相信异象、不相信圣经的比喻,甚至不相信耶稣的人,居然被这影像给楞住了。突然间,我停住了祷告,匆忙地走出了房间。

我回到自己房里,整夜想着当晚所发生的事。那不像是个异象——而是个改变模式出现的寓言故事。我没有办法把它忘记。这是什么意思?究竟是不是真的?我被搞糊涂了,不过我知道我那幅漫不经心、自大狂妄的态度,彻彻底底地被震撼了。我原以为我那种不可知论者的论调是个安全的法宝,没想到再也不管用。我对自己有了新的见识——在我原以为最有把握,以怀疑主义鄙视一切的面罩之下,我居然是那个最有需要的人。

那天晚上,我写了封短信给我未婚妻说:“我需要等几天再告诉你。但是我可以说,这也许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最真实的宗教经历。”

两项赌注

我跟理查德讲完了这桩事,他也听得很有兴趣。我说从那件事之后,我整个人变了。之前如果有人建议花我一生的时间写有关基督教信仰的事,我会以为他疯了。而从那天起,我缓慢但扎实地走上天路之旅,重新认识我以往认定是无稽之谈的信仰。我得到了信心的眼睛,得以向看不见的世界开展我的信心。

理查德很客气,但还是不服我说的。他对所发生的事另有一番解释。他以为我好几年都在福音的影响下长大,长期的压抑会在我心理带来“认知上的不协调”。而且我又那么久没祷告,第一次祷告当然会很稀奇,会把一切压抑的情绪倾泄出来,然后就找到像好撒玛利亚人的这类寓言故事作为管道,当作是一种从上头来的“启示”.

理查德一边说,我一边以微笑作答,因为我从他的话中认出我自己来。我以前也用过相同的话来解释别人的见证。然而那晚之后,我的观点就全改变了。

理查德和我事实上是用两种方法来看同一种现象:他是在观察光线本身,而我是在沿着光线看。他有他的证据,而我也有我的——这个证据就是我对生命看法的根本改变。我所说的只有对那些同样经过改变的人才具有意义。我跟理查德的交谈终究还是回到他最起初所抗议的焦点:信心的奥秘。

我真希望能把信心解释得一清二楚让他明白,但是我发现无能为力。我在他身上感受到我以前所感受到的那种不得安息的疏离感,但已渐渐被上帝医治了。可是我没有办法把信心移植给理查德,理查德必须亲身为他自己运用信心才可。在跟理查德的谈话中,我领悟宇宙中散发着两项赌注。一个是从神眼光来看的赌注,就像我们所探讨过约伯的故事中,上帝拿一个人的前途冒险做实验,看看人会有什么反应。我相信没有人能全然了解这项赌注,只是耶稣说,在末世里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吗?”

另一个则是从人的眼光来下的赌注,也就是:人该选择相信上帝,还是反对上帝?约伯在衡量轻重之下,虽然大半的证据并未证明上帝是信实可靠,但是他“决定”冲破一切难关,即使撞得头破血流,还是要相信上帝。

我们每个人也同样要作这种选择。我们或者选择上帝存在而根据这种事实而活,或者选择上帝不存在而后根据这种事实而生活。就像艾柯高高坐在球场中观看球赛一样,我们常要问人生中最重要的问题:有人(上帝)在看吗?而问题的答案不折不扣地在于:你是不是有信心?义人必因信而生,也唯有因信才得生。

两则比喻

我想用两则故事来结束这本书,这两则故事都是真的,是代表信或不信的两个臂喻。

第一则故事是从布耶赫纳那讲章中摘录下来的:

这是一个发生在20世纪的很奇特的故事,可怕到几乎不知从何说起:有一个十二三岁的男孩,有一天十分沮丧生气,不知道从哪里拿到一支枪,朝着他父亲开了一枪。他父亲并没有立刻死去,但也没有经过太久就断气了。**后来问这男孩为什么这样做时,他说因为受不了父亲对他要求太多,而且老是跟着他,真叫他恨透了。后来他被安置在一个看守所里,有一个晚上,一位**在走廊上巡逻,忽然听见这个男孩的房间里发出一些声音,他就停下来听听到底是怎么回事。结果是这个男孩在暗处很伤心地哭着说:“我要我爸爸,我要我爸爸。”

布耶赫那说这个故事,可以说是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写照。现代人就像那被关在看守所的男孩一样。我们把父亲杀了——很少有思想家、作家、制片者或制作人把上帝当一回事。我们认为上帝已经落伍,该被淘汰了。现代的社会接受赌注,决定反抗上帝到底。因为有太多没有答案的问题,上帝太常让我们失望了。

活在这种什么都无定的情况中本来就够难了,但是依然会有各种哭泣声、失落的呼喊声,频频在文学、电影、现代艺术中表达出来。对上帝失望的替代品是对无神的失望。罗素就说:“自我的中心永远是一种可怕的痛苦——一种奇怪野生的痛苦——在拼命找寻着世界根本没有的东西。”

我在我朋友理查德的眼中,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出这种失落感。他虽然拼命说不相信上帝,但又不时地提起他,而且还大声抗议。如果没有上帝来违背人,人哪来这种被违背被离弃的感觉?

布耶赫那的故事是个失去父亲的故事,而第二个故事则是有关找回父亲的故事。这也是个真实故事,就是我自己的故事。

有一次度假时,我去看住在七百里外的母亲。就像其他母子相聚一样,我们在一起回忆起往事种种,于是柜橱里装满旧照片的箱子就被搬了出来,其中有一堆是从小到大依顺序排出的一系列照片:有扮西部牛仔、印第安人,小学一年级游艺会的表演,小时候的各种宠物,还有说不清多少次的钢琴演奏会,以及从幼儿园到大学的一张张毕业照。

在这些照片里,我找到一张婴儿照,后面写着我的名字。照片本身看起来没什么特别,我看起来就像个平常的小婴孩:胖胖的脸颊,半秃的脑袋,眼睛还看不怎么准。但照片却皱皱的,好像被小狗小猫给玩过似的。于是我问我母亲,有那么多保存完好的照片,为什么要特别把这一张留下来。

首先你得先了解一下我家的情形:我十个月大时,我父亲染上了脊柱腰椎神经麻痹症。而且在三个月之后,就是我过完一岁生日后没多久就去世了。他在二十四岁就全身瘫痪,而且肌肉无力到一个地步,他必须被架上一个钢制的圆柱体,来帮助他呼吸。很少人到医院来看他——在1950年代人们对于麻痹症,就像现在的人对于艾滋病一样敬而远之。唯一忠心来看他的就是我母亲。而且她还必须找一个特殊的角度坐,让我父亲能透过悬挂在这个铁肺旁边的镜子来看到她。

我母亲告诉我,她之所以把这张照片留下来,是要把它当纪念品。因为在父亲生病的时候,很想看他的家人——太太和他两个儿子——的照片,但是这个铁肺又拴得很紧,所以只好把照片从握柄的夹缝中穿进去,才能让他看得见,所以照片就被压得皱皱的。

我父亲住了院之后,我就几乎没再看过他,因为麻痹症病房不准小孩子进去。何况我当时那么小,即使能进去看他,我也记不清楚他长得什么样子。

当我母亲跟我讲完这段往事,我突然有一种很奇怪很强烈的反应。我很难想象居然有一个我从来没见过的人会那么爱我关心我。在我父亲最后几个月的生命里,他花了大部分醒着的时刻在看着他一家三口人的照片。大概除此以外,他也看不到其他什么东西。他当时怎么打发时间?他是不是在为我们祷告?当然是。他爱我们吗?那更不用说。但是对一个全身瘫痪的人而言,他能怎么表达他的爱?特别是连他自己的孩子都不能进病房去看他。

我经常想到那张皱皱的旧照片,因为那是少数可以把我跟我父亲这个“陌生人”连接起来的几个环节之一。这个“陌生人”在比我现在年轻十岁时就死了,我对他不但没有记忆,也从没碰过他。但是他却曾每天想着我,尽他所能的在爱着我。也许,说不定他正在另一个世界里还一样这么看着我、爱着我哩!也许有一天,我会有时间、很多时间来恢复这个一开始就被狠狠中断的亲子关系。

我会提这个故事,是因为当我母亲告诉我有关那张旧照片的由来时,我所感受的,和那个二月晚上我在宿舍房里首次相信上帝是爱的感受几乎完全相同。我深深地领悟到的确有上帝存在。他不但看着生命在这星球上不断地运转进行,而且他爱我!这种震撼的感动是如此新鲜,无以抗拒到一个地步,值得我甘心完全委身而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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