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新粒牧师的豁达人生

早就想拜访北京市政协常委、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教务委员会会长于新粒牧师,苦于他工作繁忙,一直无缘,这次终于如愿。

一个周五的早晨,我应约来到于新粒的办公室。办公室不是很大,几个大书柜就占去了一半的空间,桌上堆满了文件。主宾坐定,我像拜访其他人一样,先向于牧师索要个人资料。他挥挥手说,我没有什么资料,咱就聊聊天吧,这样更自由点。

于牧师望着窗外,思绪又把他牵到了从前……

于新粒的家乡在山东省淄博市郊区一个叫南马坊的村庄。曾祖父与康有为是同科翰林,给南马坊带来巨大的荣誉,于家在当地也算是名门望族了。但是,于家人丁不旺,从曾祖父开始都是单传。

祖父是个思维开阔,思想开明的人,受到西方思想的影响,毅然变卖家中一百多亩良田,开办了一个汽车运输公司。可当时的中国,政府腐败,列强侵扰,盗贼横行,商贩常常被打劫,杀人越货的事情常常发生。洋人在山东的势力很大,政府和土匪都不敢轻易招惹,为寻求安全和庇护,祖父加入了教会,这是于家与教会结缘的开始。

1939年11月的一天,于新粒降生在这个基督教家庭。基督教讲奉献,每个家庭都有向教会奉献的义务。于新粒的父母有着虔诚的信仰,他们在感谢基督赐予他们一切的同时,也在想着把自己最宝贵的东西奉献基督。在他们眼中,没有什么比儿子更宝贵了,于是,他们把儿子送到了教会。1948年,年仅8岁的于新粒被送到山东济南白马山的“耶稣家庭,分到石厂打石头,白天劳动,晚上学习。家庭的生活非常清苦,石厂的劳动又很繁重,但却很快乐。这里有很多和他一样的小伙伴,大家一块劳动,一块学习,团结友爱,互相帮助。在家庭里生活的这段日子,于新粒学到了很多基督教的宗教知识,为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牧师奠定了基础。

解放后,由于家族的历史,于家被划为地主。于新粒出生于这样的家庭,又接受过基督教教育,在当时是很受歧视的。他在人们的歧视中读完了小学和中学。高考前夕,于新粒做出攻读神学的选择,立志要为上帝服务,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神照会真理学院(后与燕京协和神学院合并),专门研习《圣经》。从此,他全身心的投入到新的学习环境中。

他学习认真刻苦,凡事求个明白,大伙都喜欢和他在一起学习。他乐于助人,谁有点事,请他帮忙,他从不回绝。当时燕京神学院里谁都知道,有这样一个小伙子,豁达开朗,心直口快,疾恶如仇。

但是好景不长,反右运动轰轰烈烈开始了。燕京神学院这样的部门更是首当其冲,年轻爽直的于新粒被划成右派。

于新粒被送到京郊南苑农场劳动改造,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和教育。那一年,他18岁。好在于新粒生性豁达开朗,他把屈辱与苦难当作对自己信仰的考验,坦然面对。

22年,时光流逝,18岁的小伙磨砺成一个中年人。

回首这段往事,于新粒的脸上看不出痛苦和怨恨,有的只是快乐和感恩。在那里他得到了知心爱人孙宏霞,他说这是基督对他的恩赐。

虽然南苑农场离政治中心咫尺之遥,但是朴实的老乡却有着自己朴素的评价人的标准。在他们的眼里,为人诚实,性格开朗,劳动积极的于新粒绝对是个好人。干活的时候,大伙都喜欢和他在一个组。当时南苑农场识字的老乡不多,于新粒自小就钟情于中国古典名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他都如数家珍、娓娓道来。休息的时候,大伙只要聚在他的身边,疲倦顿时烟消云散。逢年过节,地里的活忙完了,他就到老乡家里去帮助看看信,写写对联。遇到政治活动、庆典联欢,右派不能上台表演,他就写小剧本,带着大伙排练。他文笔好,写的都是老乡们日常劳动和生活中的事,所以深受欢迎。有一次,人民日报社的一个记者来农场采风,碰巧看到于新粒写的剧本在表演,这位记者觉得剧本写的很好,想找作者聊聊,还想把剧本推荐给人民日报,后来才知道作者是个右派,只好找了个根正苗红的贫下中农顶于新粒的名在人民日报上发表。很多人都为于新粒惋惜,有人为他想不通,劝他:“你一个老右,又不能上台,你起什么劲,你现在全都是为别人在做,也得不到什么表扬和奖励,落不到什么好,多不值啊。可他却摇摇头,笑着说:“咱也不图什么表扬和奖励,大伙一年到头在地里干活,难得有什么娱乐,我能够弄个小节目,给大伙助助兴,大伙乐呵就好。

寒暑交易,于新粒在劳教所度过了整整22年。直到1980年落实政策,已走进不惑之年的他才回到位于东单的北京基督教会。

刚回来的时候,宗教活动都还没有恢复,他被安排到地下室去烧锅炉。好在烧锅炉不需要花费太多的时间,地下室也鲜有人来。工作的间隙,于新粒找到圣经、零散的神学课本和一些灵修书籍,重新开始苦读,他要把失去的时间补回来——

工夫不负有心人,他把自己的感想,自己的体验,自己的感悟记述下来,发表在《天风》(中国基督教期刊)等报刊,给80年代初的中国基督教理论界带来了一股清新的空气,全国各地的教友都知道北京有个于新粒灵修方面很有见地。1984年,于新粒终于被封为牧师,得到了这份迟到的荣誉。

1985年,宗教活动开始恢复,宗教场所也开始修复重建。于新粒到了新的工作岗位,负责海淀、南口、大兴、昌平、通县等地基督教堂的维修和重建工作。从教堂的政策落实、施工设计到监督工程质量、进度,重担都压在了他的身上。那段时间里,他就像是一根拧紧的发条,又像是一台开足马力的机器,早晨5点乘首班公共汽车出发,晚上12点乘末班车回家。每天路上就得花费8个小时。在他的努力下,那些教堂在两年的时间里纷纷开堂。

1988年,由于工作出色,于新粒调到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工作,担任办公室主任。他积极倡导教会多给年轻人机会,鼓励年轻牧师挑起教会发展的重担。在他的积极主张下,修复的8个教堂的主任牧师全部由年轻人担当。他不但努力为年轻人争取施展才华的机会,而且还全力以赴支持年轻的牧师参加各种培训,甚至连他们的衣食住行都一一挂在心上。他所在的缸瓦市堂有一位女牧师30多岁了,由于没有房子一直没有结婚。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他提议教会出钱为女牧师买一套房子,女牧师拿到钥匙的时候,热泪盈眶……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尽管有人有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他却认为:年轻人是教会发展的希望,应该爱护他们,关怀他们,争取把最好的给他们,他们也一定会把最好的回报给教会。他说:感谢基督让他有了年轻岁月被一点点吞噬的真切体验,才有了他今天备加爱护年轻人的心理。

于新粒常说,他是个喜欢给自己加码的人,愿意做一些别人不愿意做的事情,工作越多,压力越重,干劲就越大。

1996年北京市政府给燕京神学院在清河批了一块地。于新粒又挑起了重建和管理神学院的重担。他为神学院倾注了所有的心血,从学生的选拔,到老师的调配,从教学大纲的设计到教学内容的安排,从师生的工作学习到学校的生活环境,事无巨细,他都亲自过问,他还亲自给学生上课。为提高办学水平,他从南方调来硕士生任教,还要送学生出国深造。

“来自社会,回报社会是宗教参与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相适应的具体表现。北京市基督教会在于新粒的领导下有很多的慈善义举。发动信徒给西城区民族小学捐款配置电脑,赞助10万元给周口店镇修建小学,资助四川甘孜10名藏族儿童来北京上学,给大兴区礼贤镇家庭寄养指导中心捐资,给孤残儿童献爱心,为社区老年人义务服务……每一次,他都带头奉献,他的义举也得到了社会的肯定和信徒的爱戴。2003年底,北京基督教两会换届改选,于新粒以高票当选为北京市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主席和基督教教务委员会会长。他还是北京市政协第九届、第十届常委,民族和宗教委员会副主任。

坎坎坷坷几十年的人生路,于新粒感受最深的就是“事在人为这句话,他说凡事只要正确对待,坏事都能变成好事。工作之余,他常常把自己的人生感悟记述下来,发表在基督教的刊物上,和大家一起分享,一起感谢基督。

谈到今后的打算,于新粒说,人活着总要有一个奔头,在岗位上一天就要努力工作一天。退休前他有三个心愿:一是北京再建几座现代化教堂,满足北京基督教徒宗教生活的需要和对外宗教文化交流的需要。二是办一个基督教研究生院,目前北京基督教高素质的人才都是国外留学回来的,要想深入贯彻落实三自方针,提高教职人员素质,就必须发展基督教研究生教育。三是建一个基督教的博物馆。基督教在中国的历史上,特别是近代史上留下了很深的足迹。基督教唐元时期就曾在社会上起了一定的作用,近代以来,特别是鸦片战争、太平天国、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等等,基督教都有很深的社会影响,对中国科学、文化发展也有深远的影响,一些基督教领袖和名流如吴耀宗、丁光训等人的事迹也应该记录下来,基督教在中国近百年来的发展史也是中国近百年来的屈辱史,建一个专门的博物馆,既是一个很好的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又有益于后人。值得欣慰的是,于新粒的前两个心愿已开始逐步实现:市政府将建两座现代化的教堂,教会正在同中央民族大学合作开办研究生班。相信在不久的将来,于新粒的三个心愿都能够实现。(责任编辑晚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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