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个台阶

五个台阶

谢选骏

我睡硬板床,甚至在旅途中创造过三天不睡觉的记录。我洗冷水澡,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读书到夜半,按照孟子“天欲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

前言

近年来美国的经济状况由于九十年代的扩张过度而泡沫化,股市崩盘,经济萧条接踵而至。祸不单行,六月份的失业率已经突破二十年来的最高,可谓哀鸿遍野。

有一天,我和查经班负责人交流心得,听说有的信徒因为失业,“不好意思到教会来了”,这不禁使我陷入思索。

经过一番思考,我不得不再度确认,对一些信徒而言,“信仰”和“价值观”并不完全重合,在某些特定场合下,二者甚至是分裂的。所以我们看到,某些伟大人物晚节不保,又有坚定的信徒沦为刑事罪犯。人们说这是“堕落”,意思是从高处跌了下来。其实在内心深处,这些坚定的“信仰者”,可能从来就是在信仰与价值的分裂中。

这种坚定的“信徒”之所以会成为刑事罪犯(类似的事最近在美国报纸上沸沸扬扬),其关键就在于,他的信仰虽然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但他的价值观却是依然故我的酒色财气。

这种分裂状态是相当痛苦的,所以就连使徒保罗也叹息说:“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罗马书》7:18-19)

只有价值观完全转变,才可能“行出来”。但是怎样才能做到呢?在我身上,就发生过几次可以称为“价值突破”的精神现象,有些是信主以前,有些则是信主以后,其中信主以后的价值观变化可能是更大的。

仇敌

回想我自己的一生,十三岁以前,我是神的仇敌,做事无底线,受的革命教育是为目的可以不择手段。有什么是恶的?阻挡自己前进的就是恶。什么是善的?成全自己的就是善。在这样的意识形态中,在我这样一个无神论者和人本主义者的心目中,虽然有一个朦朦胧胧的“老天爷”存在,但那是没有位格的,相当于“自然规律”或“泛神论的神”。这样的“老天爷”并不比我们高贵,他好像只是万象中最高的一象,不仅不是造物主,有时是比人还要沉默和被动的。

十二、三岁那年,文革的腥风血雨席卷中国。因为停课在家,旁观文革造反,打砸抢烧杀。烧杀我还没有轮上,打砸抢已经战绩辉煌。记得有一次,和几个同学打破办公室的门窗,劫掠了一堆印刷器材,然后自己办起报纸来,成为大鸣大放大字报的宣传家。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半年多。直到武斗起来,我还乐此不疲,在枪林弹雨中穿梭不已。直到有一天,巷战造成无辜路人的死亡,我终于看见一个牺牲者倒卧在大街上,面目腊黄腊黄的,好像雕像……

我突然知道人生毫无意义,死的时候和动物一样。那天夜里,我辗转反侧,不能入眠。我设想,如果那颗子弹射进了自己的身体,那么我现在身在何处呢?这使我感到浑身发冷,好像被抛入了“喜马拉雅山在大陆板块挤压形成世界屋脊之前的茫茫黑海”——那时我已经读过《十万个为什么》一书,知道沧桑巨变。

我终于明白了,自己正在经历的“生命”,是像电影放映那样瞬息万变且不可捉摸的!自己所珍视的一切,无一可靠,终将离开自己远去!从此我颓然地走在街上,彷佛行尸走肉,好像一个旁观者,可以用另一种眼光来打量自己。

我的信仰改变了,不再相信文革的许诺。但价值观没有变,积习难改,经常出去游逛,以致我的母亲忧心如焚,就规定我每天必须写一篇日记(结果养成我的写作习惯)。可是写完了日记,剩下的时间怎么打发呢?于是我照样出去观察文革。

母亲终于下达命令,要求二哥在家里看住我,不可以出门。可是二哥自己也想出去,而家里的门又是无法反锁的,何况还有气窗可供我上下出入呢!于是聪明的二哥想到了办法,那就是诱骗我读书。

终于,我慢慢喜欢上了古代诗文。当我通过背诵字典能够看懂批注,进而理解《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的时候,是多么兴奋啊!这好像是在精神的领域,攻陷了一座又一座陌生的城池,比攻占千篇一律的党委办公室有意思多了!

雇工

十四岁的时候,有次我遇到危险,回到家里,父母都不在,情急之下,我拿了一支腊烛,点上,跪下来祷告,求“神”保佑我度过难关。等到脱离危险后,我没有忘记这一幕,相信某种冥冥中的力量,似乎操纵一切。一有重大危险,我就会悄悄祷告,尽管我并无把握得到帮助,但我却从此逐渐相信,自己与“神明”有了某种关系,他在紧要关头,一定不会丢下我不管的。

但在并非紧要的关头,“成功”还是要靠自己的,所谓“天助者自助也”。我逐渐相信,如果人想在世界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其快捷方式就是成为“上帝的鞭子”。

那时我读了韦尔斯(H.G.Wells)《世界史纲》,十分赞赏那位阿提拉,他把中国边境西蹿的匈奴残部,纠集成百万雄师,横扫欧洲,被发抖的欧洲人称为“上帝之鞭”。他蹂躏骄傲的白种人,奴役日耳曼,摧残罗马国。这真是事在人为,只要命运召唤你,你就可以主宰世界。不管是成了神的鞭子也好,雇工也好,在这个世界上就会自有神佑,可以从心所欲不逾矩。

不知是由于懒惰呢,还是由于“虔诚”,也许两者兼而有之,我经常会拒绝实际的钻营,而把力量放在期待和祈祷上。我相信,人在宇宙主宰面前是被动的,甚至无能为力的。我们只能做他要我们做的事,而我们所能做的无非是取悦于他。

这样的上帝,我虽然还不认识,只是像雅典人那样,视之为“未识之神”,但却相信自己的一切操在他的手中,甚至把自己的性情和遭遇,视为他的旨意和安排。我有时会抱怨他,有时会赞美他,有时会诅咒他,但从来不敢嘲笑他,我知道自己的一切不过是他手中的泥土。

我希望以自己的努力和痛苦,唤醒他对我的怜悯,让我成为一个不同凡响的人,成为他所拣选的工具。现在回想起来,我是试图和他建立某种雇工的关系。而帮助我建立这种雇工关系的,就是形形色色的哲学与宗教。

作为神的雇工,心里有梦想,做事无忌惮,这样的景况一直持续到二十岁。

养子

二十岁上,在“批林批孔运动”中,我开始恳读《四书五经》,同时也通读《新旧约全书》。本来是想增加学术修养的,不料却喜爱上了耶稣,击节叹赏他移山的信仰。我也试图像耶稣那样去爱人,但很快就被无情的现实打得粉碎,于是就转念学习如何像耶稣那样和世界作对。

在可怕的逆境下,我开始自视为神的儿子,认为人生在世的伟大价值,就是“创造历史”,像穆罕默德和无数“先知”那样去征服世界。所以我读《福音书》,只读前一半,不读后一半。

在旧约和新约之间,我更喜欢旧约,尤其是《先知书》,觉得充满了神秘感和权力感。上帝的创造和上帝的毁灭,同样让我感到愉悦。我想象,自己不就是旧约时代的一个先知吗?我可以代神立言,所以写起书来也模仿《先知书》的风格。

反正我知道这些著作在我有生之年不可能出版,所以书写起来更无顾忌,只要避免直接涉及政治,预防文革再来,人人过关,抄家审查时,不要因此直接逮捕入狱判处死刑即可。在这种状态下写作“天意”,相对论和绝对值,是同时并存的。我因此也热衷比较文化论,试图找到全球通用的黄金法则,把成王败寇等而视之。

为了成为上帝的鞭子,我努力改变自己,按照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洗冷水澡,在滴水成冰的日子里读书到夜半,因此我大哥笑我是“耐寒动物”。巴比伦英雄史诗《吉尔伽美什》(Gilgamesh)的漫游世界也令我神往,他的倦极而归也是仿效的榜样。

我睡硬板床,甚至在旅途中创造过三天不睡觉的记录,因为我要追随耶稣“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这一风范。在我看来,那是和汉将霍去病的“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以及起义者黄巢的“丈夫破产不为家”,殊途同归。

说来奇怪,在这种情况下,我最崇拜的人物,竟然还是只身抗敌的文天祥。后来我知道,这还是因为我的“信仰改变了,但价值观没有变”。在我看来,一个文天祥就抵得上三千万日本人。日本人依靠“神风”挫败了强大的蒙古铁蹄,而文天祥依靠“正气”却达到了同样的精神奇迹,甚至尤有过之。

以文天祥为榜样,为中国的自主性,我努力了二十多年。七十年代、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上半期,就这样过去了,我写作和出版了几百万字……

我这样的“儿子”显然只是神的养子、门客,还够不上神的继子,至于神的亲子,就差得更远了。

继子

1996年复活节期间,我在纽约病得很重,意识到自己一生的理想,随时会由于生命结束而一笔勾销。“出师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生命就是不确定的,理想只是主观的,我因此在自己的软弱和耶稣的十字架之间,发现了强烈的反差。世间的一切原来真是虚空和捕风,因为连观众本身也将化为乌有。

在耶稣面前我感到自己的痛苦是来自个人奋斗,而他的痛苦是为了拯救世人,他且是无罪的,不像我,是被自我实现的欲火所焚烧。

有时,我好像也在追求利他境界,但是实践利他行为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为搏得他人赞扬,或是为了印证自己心目中的某种自我形像吗?

这就是社会生物学者们所说的“种族利己主义”吗?那么其实利他者很快就会成为利己者,因为自己的利他行为,是交易的筹码!(所以由爱生恨的事情,经常在恋人之间发生)!而这时克己的努力,往往使人变得更伪善,而不是更良善。

既然我意识到以往的人生奋斗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因而是缺乏终极性的,全部理想无论包装得多么精致以致于冠冕堂皇,其实都为了荣耀自己,而不为荣耀永生的造物主。可是现在,我正直接面对孤独死去的前景,如果没有造物主,那荣耀我自己,不是十分滑稽而且毫无意义吗?

正如耶和华说:“必朽的人哪,你要引用以色列人常说的话,说:‘我们的罪恶过犯好像担子压在我们身上,我们渐渐消瘦。我们怎能活下去呢?’要告诉他们,我,至高的上主,指着自己的永生发誓,我不愿意看见罪人死亡,我宁愿看见他们改过而存活。以色列人哪,你们要悔改,离弃邪恶的行为!你们何必死亡呢?”(《以西结书》33:10-11)

我从这里看到了耶和华的仁慈。以前我以为耶和华是怒气冲冲的,只有耶稣是仁慈的。现在看了这些话,我知道了,圣子的仁慈是从圣父那里来的。正如耶稣所说,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路加福音》18:19 )。又如早在《出埃及记》里圣父就说“我耶和华是医治你的。”他只要人们遵循他的命令,行他眼中看为正的事(《出埃及记》15:26)。

在如此绝望的反省中,我终于向耶稣基督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因为我在主面前是不洁净的,好像尘土。我好像在追求自由,但是我追求自由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与那些压迫者要压迫他人的动机动力完全一致吗?正如阶级斗争的胜利不过是制造了新的奴隶主。

这正是人的罪性之存在,给了压迫者以压迫的可能。如果追求自由成功了,难道我们保证不会利用民主制度去巧取(尽管这“多少好于”专制制度下的“豪夺”)?因为被压迫者与压迫者,内心的罪性是全然相通的。我好像在追求理想。但是我追求理想的动机动力,难道不是与贪官污吏的欲火全然相通吗?

这就是所谓的求生欲以致扩张欲?尽管我欲火的外延似乎大一点,高一点,但是在罪性的意义上,没有任何本质的区别。

这样的欲火在信耶稣之后,也并没有熄灭。人一直住在主的家中,然而却没有产生儿子与主人的态度,事事要和上帝讲条件,喜欢和他人攀比:“他根本不信上帝,你为什么对他这样好?”而当自己遇到厄运,就想到上帝待我如何不公,心里气愤,怀疑也就油然而生。这其实是吃教者(Rice-Christian)的特点。

有时我甚至对神不满,认为圣经的启示毕竟不是我们中国人的,上帝可能更偏爱洋人。因而在圣经之外,可能还需要到祖先的古籍里,去寻找“亲生的上帝”。如果我们能从比较宗教学中得出新的教义,岂不左右逢源,上下得益?这样我们就不再是继子了,因为“我的祖先比你们还阔气!”(阿Q语)

难道圣经本身的启示还不够我用的?不对吧,记得保罗身上有刺,求主除去,主却对他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哥林多后书》12:9)那么,我到圣经启示以外,去寻求上帝的动机究竟是什么呢?

经过反省,我发现那还是欲火在作怪。欲火是今生的生物机能,适当则有益,过度则有害。而对于基督徒来说,“我们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哥林多前书》15:19)

亲子

教父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430),曾经是摩尼教(Manichean)信徒。使他改宗的那段经文在《罗马书》13:12-14:“黑夜已深,白昼将近。我们就当脱去暗昧的行为,带上光明的兵器。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宴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争竞嫉妒。总要披戴主耶稣基督,不要为肉体安排,去放纵私欲。”

这段经文给了奥古斯丁,也给了我们一个“拒绝犯罪的理由”。拒绝犯罪是需要理由的!而且常常需要一个充足理由,以抵抗自己的心动和世界的嘲笑!尤其当我们经常看见较好的人受苦而较恶的人当道时,我们的欲火即使经得起善意的诱惑,也经不起恶意的挑衅啊!我们怎能忍气吞声地“洁身自好”?或是自欺欺人地“临阵逃脱”呢?

然而在这里,圣经却以“上帝的命令”这一无上权威的方式,给我们充分理由以免除罪恶,这使我们如释重负!

使徒保罗本人也经历过这种改变,他深有体会地说:“所以,你们因信耶稣基督,都是神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6-28)

养子——继子——亲子,这种身份上的区别,不仅仅是“对神的态度不同”,也是自我身份认定的不同。我们在海外,都知道“身份问题”的重要性,那么在信仰问题上呢?面对上帝时的“不同态度”,也和自我认定的“身份”有关。

以公司为例来说,在创业阶段,同为员工,老板的儿子是最有可能不领薪水的。如果公司的资金周转困难,他还要自己拿钱出来,帮助公司度过难关。耶稣以牺牲自我,一人教化整个世界,就是因为他是永生神的儿子。

基督徒,不是从泛泛的信仰和“做好人”开始的,而是从“做神的儿女”开始。只有做了神的儿女、“老板的儿女”,从此不再是雇工和奴仆,不再以薪水为生等等“身份的调整”之后,新的价值观才可能确立起来(也不是“肯定确立起来”)。

许多国家同时拥有雇佣兵和子弟兵这两种军队。雇佣兵受托完成的,往往是例行的工作,而非凡的、危险的与最重要的工作,一定要委派自己亲信的子弟兵。这不是对自己人比较残酷,而是因为在关键时刻,只有子弟兵是可靠的。

认识耶稣在十字架上的苦难并以他为美,是区分养子、继子、亲子等(自我认定中)不同身份阶段的关键所在。因为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受苦,他的流亡布道和贫困,他的众叛亲离和被弃,他的不同凡响和卑贱,颠覆了世界的价值观,“我们既借着我主耶稣基督,得与神和好,也就借着他,以神为乐。”(《罗马书》5:11)

基于这种身份认定,我开始做义工,从不拒绝任何福音事工,并且绝不从福音事工中收取任何报酬。开始退回稿费和其它报酬时,我还是觉得有点可惜,但很快我好像听见主问我,你真的缺钱吗?我赶紧说,不缺,不缺!

我害怕主一生气,就把我剩余的钱真的全部拿走,或是更糟糕的,就像《使徒行传》第五章记载的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撒非喇,因为卖了田产把价银私自留下几分,欺哄圣灵,就仆倒在使徒面前断了气。

不接受稿费和其它“福音事工的报酬”,那感觉真的很好!那真是像耶稣在《约翰福音》中所说的“真自由”:“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约翰福音》8:35-36)

我总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得到意想不到的解围,我猜想那就是来自主的怜悯。(作者来自中国,现住纽约市。)

相关链接:《谢选骏文集》

摘自[海外校园],特此鸣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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