刀斧手的美好人生

寇尔森的家境并不好。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高中毕业,得到哈佛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可是因为不满意哈佛的贵族气息,他用拒绝哈佛的方式表达内心的不屑。小小的年纪就已经看出傲气。

1953年他从布朗大学毕业,加入海军陆战队。因为表现优异,不到两年内就升为上尉。后来他被调到华盛顿的海军总部上班。他夜间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法学院上课。就这样半工半读,他1959年拿到法学位,开始了成功的律师生涯,也开始参与政治。

1969年尼克松上台后,他被总统赏识,聘为总统特别助理。尼克松与寇尔森都是诡计多端、喜爱操纵、偏好权谋的人,因此寇尔森在白宫倍受倚重。据传,他在内部邮件上曾经有句“豪语:“为了尼克松,我可以从祖母的身上踩过去。寇尔森虽然没有直接参与水门案,但是他在白宫所营造为打倒政敌不择手段的气氛,让水门犯案成为可能。这就是权力的诱惑。

1973年尼克松连任后他离开白宫,又回到律师事务所。为了联络老主顾,他有次去拜访雷神公司(Raytheon)的CEO汤姆·休斯。休斯不久前刚在葛培理牧师的布道会上接受基督信仰。在寒暄中,休斯主动提起自己的改变。

这种在职场上不寻常的举动,让寇尔森非常不安。不仅如此,在征得寇尔森同意之后,休斯从茶几上拿起一本路易斯的《返璞归真》,翻开了“大罪那一章,开口大声朗读。

寇尔森一直以为自己是条宅心善良的硬汉。在聆听时,他忽然开始意识到那种自以为义的天性。路易斯的话就像是对他说的:一位充满骄傲和自我,又很能替自己开脱的人,总是从上往下地看待他人。这样的人看不见上面那超越的上帝。

从休斯家出来,他激动得无法开车,这位“硬汉第一次看见自己真正的问题所在。他不住地流泪,感到极端地无助。在车上,他向上帝求告,愿意降服下来,把一生交托给上帝。终于,一颗焦急、受创的心得到了上帝的抚摸,他也第一次尝到心灵的平静。这种平静帮助他主动向法官认罪。他因此走进监狱,但这正是他人生再度的开始。

做犯人的弟兄

一个生活在权力中心的玩家,遽然被投身牢狱,与罪犯为伍,按着丛林法则生活,那种对比是不可言宣的!

服刑时,不幸父亲去世,孩子又因拥有迷幻药被警察逮捕。这是他人生最黑暗的一段日子。纵然如此,他的新生命帮助他在狱里加倍地辛勤劳动,诚恳待人。他终于赢得了狱友的接纳,甚至在监狱里开始了一个查经小组,并在法律问题上协助狱友。

“你们要记念被捆绑的人,好像与他们同受捆绑,也要记念遭苦害的人,想到自己也在肉身之内。有一次在监狱里读到希伯来书13章3节,他似有所悟,关心受刑人的幸福乃是上帝给自己的使命,他也要做他们的弟兄。这个认定,促使他出狱后成立监狱事工,将近40年没有丝毫改变。

寇尔森和同工从1976年开始,从美国的“监狱团契到“国际监狱团契,他们进入150个国家和地区的监狱,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帮助受刑人重新找到人生。在这个事工的框架下,他们与众教会合作,开展了改革监狱的具体计划,没有做秀和剪彩,而是真正改变绝望中人的生命。

他们的工作包括:“司法团契,用“恢复式司法补足“报应式司法的不足;“天使树,给犯人的孩子买圣诞礼物;“内在改变自由行动,这是个自发式的行动计划,由基督徒来管理、教育受刑人,帮助受刑人尊重上帝的道德法则和他人的权益。在他们的帮助下,犯人出狱后的再犯率大大降低,有些只有一般监狱十分之一。

寇尔森不仅是个行动家,他还是位多产作家。从《重生》开始,他前后写了不下30本书,一共销售了2500万本以上!他每天的“断点(Breakpoint)广播节目有1200家电台转播,内容同步贴在网上。听众每天至少有800万人。此外,他还开展了“百夫长查经计划以及“寇尔森世界观中心等等活动。

“只有爱能胜过自我中心

寇尔森的背景虽然是律师和政治家,但是他深知理念对人类的重要性。寇尔森工作的主轴,就是体现“世界观对人类的影响。

世界观就是个人对所处世界整全视野的认知和信念,这种认知和信念决定了他的选择、行动和价值。

从近年“巴拿研究所的民调看出,并非上教堂的基督徒就一定会有“基督教的世界观。往往,不是我拥有世界观,而是世界观拥有我,因为它已经完全被内化了。

在《世界观的故事》(How Now Shall We Live?)里,寇尔森讲了一个故事帮助人们意识到世界观的影响:

1996年,寇尔森来到保加利亚。有一批受到寇尔森监狱事工影响的东正教徒回到保加利亚,修建了一所监狱的教堂和医院。他们邀请寇尔森参加医院的开幕式。

当时保加利亚还处在旧的体制之下,没想到司法部长也来出席。这位司法部长对监狱事工为这所医院所提供的大量捐助诚挚地表示感谢。

寇尔森在致词时说,犯罪是个道德问题,监狱事工所协助修建的医院只能医治身体,我们还需要道德上的更新,教堂就是为医治心灵而准备的。这些话让这位部长非常困惑,也非常不安。他邀请寇尔森第二天到自己办公室谈话。

一改往例,这位部长竟然单独在会议室里接见访客。他坐在桌首,不断地抽着烟,用流利的英语开门见山地说:“寇尔森先生,你昨天说,犯罪是个道德的问题,那是什么意思?你是说,那是个社会学的问题吗?“不,犯罪是个人选择去做错事,所以是个人道德上的失败。

部长很礼貌地表示反对:“在我看来,犯罪是社会与经济的力量造成的,是个人对环境所作的回应。寇尔森很客气地反驳:“道德层面的东西超越社会上的各种力量。人是个道德的动物,他要做道德上的抉择。

寇尔森了解,在部长的思想架构里,经济是一切力量的基础,文化、艺术、道德、宗教,这些都是上层建筑,用来反映统治阶层的经济利益。因此,这位部长无法了解寇尔森所说“个人做道德选择的观点。

部长说:“我不了解,为什么有些人明明知法,但却故意去犯法。他认为:“只有惧怕才可以吓阻人不去犯法。寇尔森回答:“如果惧怕可以拦阻人的话,那么就没有人会抽烟了。

这句话让两人相视一笑。寇尔森接着说:“只有爱可以改变人类的行为。我如果爱一个人,我会做出让他高兴的事。如果我爱上帝,我会做出讨他喜悦的事。只有爱可以让我们胜过有罪的自我中心。

这些话让部长满面困惑。寇尔森开始意识到,他们两人的世界观之间有个巨大的鸿沟,这就是薛华所谓“福音预工的领域。在世界观问题没有理清之前,对话与传讲,不过是自说自话罢了!

在水门案二十周年纪念的时候,寇尔森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访问。他说了一句让主持人麦克·华勒斯大吃一惊的话:“我为水门案感谢上帝!

这不是一句戏言,牢狱整个改变了他的人生。在《人生观的故事》里,根据自己的经验,他认为追求美好的人生有四个看似互相矛盾的要点:第一,生命本身就是件礼物。成功往往是从苦难和失败中得来;第二,我们只有从失去“生命(放下自我)中,才能得到(美好的)生命;第三,自由不是从遵照世界的期望或是实现自己最深刻的渴望中得到,自由是在顺从自己的召命(使命)中得到;第四,我们必得深刻认识自我内在的邪恶,才能拥抱美好的人生。

他在书中感言:“我最近想到自己一生所有的成就,到底哪一样的意义最重大?当我临终的时候,哪些事最能给我安慰?有一段故事最能突出我的心情。

接着,他描述1993年获得“邓普顿宗教促进奖的情形。这是宗教界被社会认可的最高荣誉,那年同时得奖的有葛培理牧师、德蕾莎修女和索尔仁尼琴。奖金是一百万美元,由英国女王的王夫颁奖。回来后,他把奖金全部捐出去,奖牌也交给秘书处理。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封信,这是三年前从西伯利亚的乌拉尔山脚下,一间关押囚犯的监狱里的犯人写来的。这批被世界遗忘、抛弃的人告诉他,他们三千个囚犯分享着一本他寄来的《爱主你的上帝》那本书。他们每个人都读过了,而且,每个晚上,总有人在那里朗诵一段给15-20个犯人听。这本书成为他们黑暗中的希望。三年前读到这封感人的信之后,寇尔森在寒冷的冬天特别去西伯利亚看望他们。那是一个让他永不能忘怀的相聚。

此时,拿着这封信,他问自己,到底是邓普顿奖还是西伯利亚那三千囚犯对他更有意义?他说:“我连那个奖牌现在放在哪里都不知道。但是,我把这封信放在我的公事包里。每当我极度疲倦、沮丧或是心灰意懒的时候,我就把它拿出来重新读一遍。如果临终前还有时间反思的话,我会把它放在我的床头。

寇尔森度过了他美好的一生,就像他的传记作者约拿单·艾肯(Jonathan Aitken)在2005年所写的:寇尔森虽不完美,但他是美国文化中一位重要量级人物,在美国是“仅次于葛培理牧师的基督教领袖,身体力行地从事文化使命。在这点上,他堪称楷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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