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根蜡烛的自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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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忆香港奇女子苏恩佩

她曾有濒临死亡的体验。在极度的痛苦中,她仍认定,自己的生命里只有祝福,没有咒诅……

在华人社会,苏恩佩并不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但她却曾以独特的方式,在40多年的短暂人生中,在许多人的生命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烙印。1982年,她在香港过世,一家报社的主笔曾一连数天,以专栏撰文纪念这位令人敬佩的弱女子,他用的标题就是——“香港奇女子。

苏恩佩刚到台湾时,我也正好入台湾大学,常常能看见这位娇小玲珑的“苏姐忙进忙出,全心投入她的工作。苏姐在投入《校园杂志》的编辑工作之外,也鼓励基督徒要更关注这个苦难的世界。她翻译了许多文章,包括贾艾梅的《若》,开拓了我们的眼界,更激发了我们的思考。

2011年底,我有机会路经香港,刚好住在“突破青年村,这是苏姐当年创办“突破机构的一个新营地。睹物思人,更令我怀念这位心灵的巨人。

26岁的癌症患者

苏恩佩出生于30年代末的香港,中学就读于以英文授课的英华女校,因此英文造诣很高。但是因受她父亲的影响,使她对中国文学产生兴趣,并培养出一份对国家、民族浓烈的感情。

中学时期,受校长萧觉真(V.D.A.Silcocks)的影响,她信了基督教,并且决定奉献一生给上帝。她悲天悯人的性情,使她放弃人人称羡的香港大学,而入读师范学院。毕业后,她只身到偏远的荃湾,当了6年小学老师,教导一群贫穷的孩子。她对孩子从未疾言厉色,总是循循善诱,温柔地责备。

她以前的同事说,她的言语和态度,都给人圣洁的感觉。最口不择言的同事,也不敢在她面前说脏话。但是苏恩佩却不喜欢被称为“圣洁,因为她一生所追求的,只是对上帝全然的顺服与委身。

然而,年仅26岁的她,却被诊断出患了甲状腺癌,只是当时她并不知情,家人瞒着她,直到7年后癌症复发,她才知道。这个晴天霹雳的消息,改变了她的人生计划。她只好终止教学工作,在病情初步稳定后,于1963年坐船赴美进修。

她先在芝加哥著名的慕迪圣经学院(Moody Bible Institute)读了1年,然后转学到芝加哥的惠顿大学(Wheaton College)。1966年毕业后,她选择去台湾。在60年代,港台的留美学生,几乎95%以上都选择留在美国这个“天堂。苏恩佩的选择令周围的人很难理解,更何况她要去台湾─—这个与她毫无渊源的地方!

一根蜡烛的自焚

在写给台湾“基督教校园团契负责人的信上,她说:“我是广东人,生长在香港,中学时代受教育于英文书院,可是我从不觉得我是属于香港的。……然而我对自己的国家、民族及文化保持着不变的热爱。这热爱因着我对传福音愈来愈有负担而更炽热了。而到台湾去的感动,却是来美之后才积成的。在芝加哥我认识许多从台湾来的青年,……渐渐地,从友谊和认识中,我对台湾有了负担。

一抵达台湾,苏恩佩就展开她在学生中的工作——特别是政治大学团契。同时,她也担任《校园杂志》的主编,决心要使《校园》成为有份量的中国基督徒知识分子的刊物。她还带出一批台湾基督徒文字工作的精英,如苏文峰、吴鲲生、刘良淑、彭怀冰等人。

40年来,从《校园》发展到《海外校园》、《举目》等杂志,她的理想仍然在延续。她在台湾的事奉,是成果丰硕而满有喜乐的——她自称为“一根蜡烛的自焚。若不是因为癌症复发,她有可能会以台湾为终身事奉之地。

1970年,她积劳成疾,身体垮了——她称之为“大崩溃。她被迫放下工作,在医院及友人家中疗养。在此阶段,她曾有濒临死亡的体验。在极度的痛苦中,她仍认定,自己的生命里只有祝福,没有咒诅,因此写下了《只有祝福》。这篇文章的反馈出奇地好,因为这是她呕心泣血之作。

后来由于病情极为严重,她决定回家。她坐上轮椅,被送上飞机,返回她并不热衷的出生地——香港。经过详细检验,终于证实她的甲状腺癌复发,而且有扩散现象。面对死亡,她更深刻地反思生命的意义,写下了《仍是祝福》。

承担前哨的责任

病情稍微好转时,她听从医生的嘱咐,前往温暖的新加坡养病。期间,她参与了南洋大学学生《前哨》杂志的创办。在创刊号上,她写道:“我们有着沉重的使命感——对我们的时代、我们的社会。我们了解人类心灵最大的需要,是一个方向、一个奉献的祭坛、一个使他们付上一切而不惜的目标。……在这里,我们怯怯地,却是无限恳切地,尝试着指出生命的定义,诠释理想和信仰。……我们大胆地承担起前哨的责任:我们伫立在守望楼,一刻也不容松懈;我们站在前线,准备随时做必要的牺牲。

由于她在新加坡只待了不到2年,而且各方面条件欠缺,《前哨》杂志在新加坡并未能充分发挥原有的理想,这使她的心情有些低落。但是,在新加坡艾得理牧师的“门徒训练中心旁听时,她对于“先知的使命,有了更深一层的体认与领会。这使她后来在香港的工作,有了新的动力与方向。

1972年底,苏恩佩再度回到香港。70年代的香港,因经济的迅猛发展,产生了许多社会问题。整个城市似乎迷失了方向——没有目标、没有规范;中国传统价值观日见淡薄,道德观迅速沉沦;年轻人无所依归、不知所措;青少年犯罪问题变得日益严重。曾长期参与青少年工作的苏恩佩,面对这种情况,不禁自问:“我能为这个城市做什么?

在先知性使命感的催逼下,苏恩佩和蔡元云医师,以及一些志同道合的年轻人,决定创办一本青年杂志,目标是每期发行2万份!在香港街头的书报摊,充斥着各种影星绯闻的八卦书刊,要发行这样的杂志,无异于痴人说梦。

1974年1月,《突破》杂志在香港创刊。这不仅是苏恩佩一生事工的里程碑,更对香港青少年运动的展开产生了深远影响。

死亡,别狂傲!

《突破》创刊时,苏恩佩还在癌症的治疗中,每两三个月就要去医院检查、拿药。一位前辈开玩笑地说:“你每次养病的结果,就是出现一本新杂志!

她近乎疯狂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12小时以上,身兼编辑、写稿、公关、督导等数职。《突破》带来的反响出奇地好,不久即由双月刊转为月刊,又应邀开始为电台做节目,开展青年的辅导工作。很快,《突破》就发展为一个多元媒体的青年运动,并且成为香港政府及民间最受信任的青年问题智囊团。

1982年4月11日复活节当天,苏恩佩走完她人生的道路,歇了她的工作,也在许多人心中留下了无限的怀念。在过世的前一天,她和蔡元云医师最后一次通话,她说:“我预备好了,没有一点遗憾!

许多认识苏恩佩的人,都这样形容她:“她生命力很强,同时又很荏弱。的确,因着癌症长期的折磨,她苍白消瘦的身躯简直弱不禁风,苦难和死亡威胁的阴影,也从来没有离开过她。但是她从不曾因此产生自怜自艾的情绪,因着对信仰的执着和坚持,在困境中,她以自身的软弱彰显上帝的大能。同时,她也提醒身在苦难中的人们:“让我们不要去查询、追究痛苦的来源与根由,这是超出我们的范围的。

她生前留下遗言,要将她的日记和私人资料烧毁,因此,她的那部半自传体《死亡,别狂傲!》一书,可以让我们略为一窥她自己面对死亡与病痛时的心情。这本只有130多页的小书,在她过世前半年出版,之后却一连再版20多次。其中,最能贴切地表达出所有认识她的人对她的追念之词的,是这本小书附录中,她自己写的一篇短文《悼亡友》。

她拒绝被塑造成一个坚强的人。她曾说那些过分夸耀她的人——“只是爱上了我的影子。她身体虽不强壮,生命力却很顽强,曾留下“与其咒诅黑暗,不如燃烧自己的名言。她的一生正像一根蜡烛,将生命完全为主焚烧,而且烧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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