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信仰、佛教信仰与中华文化

                    基督信仰、佛教信仰与中华文化                                                                            邸永君        自基督信仰传入我国,已经步履蹒跚地度过了1500来年的漫长历程。其来华伊始,历代传教士便衣钵相传,皆以将基督信仰之精髓融入中华文化体系为主旨,但迄今未获成功。而同属外来宗教之佛教,却如愿以偿,大行于华夏。根源究竟何在?笔者拟就所知进行初步探讨,并冀求收引玉之效。   基督信仰在华步履维艰 之文化根源         考察历史不难发现,任何外来宗教初入中华之时,皆会遭遇阻力与排斥。以佛教为例,入华以来就曾饱受摧残,甚至几度遭遇灭顶之灾。然而,佛教最终还是得以融入我国社会的各个层面,稳居于国人心灵深处,其形成的汉传佛教三论、天台、华严、净土、禅宗等诸派别,早已与儒道两家比肩携手,形成三教交融互补之格局。可是基督信仰,无论凭借何等力量,也难以深入国人内心世界,不得不蜗居于我国传统文化体系的边缘。1919年的“五四”运动以来,我国曾对自身传统文化体系进行了长期而系统的解构,社会体制亦长期处于震荡嬗替之中,但细加考察就会发现,不论在意识形态还是制度层面,固有的儒释道传统虽已被冲击得支离破碎,却并未退出历史舞台。曾一度气息奄奄而劫后余生的以儒释道合流而成的中华传统文化精神,又卷土重来,支配着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基督信仰却仍是在飘忽游离,难得其所。其必有更为深层次原因。 茫茫宇宙巨大无比,广阔无垠,且存在着一种神圣的力量,人类无法也无力抗拒,由此必然会衍生出人类对自然、世界和宇宙万物的敬畏。这就是宗教情结产生的根源。作为基督教源头的犹太文化,其历史观便是对一种神秘力量(上帝)、神圣启示(圣灵)的感悟与解释。沿着这个既定的方向发展,基督(圣子)信仰应运而生。而作为西方文化重要源头的希腊文化,其能够接纳基督信仰,也有着自身的理由。尽管它原本缺乏特殊启示和弥赛亚传统,但与犹太文化大有相通之处,那就是作为古希腊悲剧构成因素的“由神来决定人的命运”的理念。尽管古希腊文化体系承认人的作为,但人的主观努力终归将被神的目的所挫败,因而与笃信神灵的犹太传统异曲同工。这无疑就是希腊文化接纳基督信仰的思想基础。      我国文化的宇宙观则与犹太文化大相径庭。在我国古人的思维视野中,历来缺乏一种对神圣目标的思考。上帝创世的思维模式,几乎不存在于我国文化视野之中。虽然《诗经》、《尚书》中亦存在着“上帝”、“天帝”等人格化神祗,并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敬畏,在人采取行动时或亦引用其意志,但神的意志向不与人交通,人神似乎生活在两个世界而并行不悖。《易经》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或可作为此种历史观的折射。这种远天近人的价值取向,随着儒家思想体系地位的飙升而成为中华文化的主流,更加强化了国人对各类神灵的淡化与疏远。 由此可知,我国文化心理的基本内涵,与基督信仰隔似霄壤。尤其是作为有着深厚文化素养的知识阶层的成员,必然要经历一番对自身原有文化的批判反省,这无疑会增加其皈依基督的难度;若皈依者是未受高深教育的普通人,虽在文化心理方面阻力可能较小,但也必须对其固有的中国式生活态度进行深入全面的改造和调整,包括对善与恶、生与死、人际与家庭等等方面。由于这种巨大文化反差形成的相互抵牾,使得我国基督信徒必须为信仰付出高昂代价。包括疏离于亲人、朋友甚至社会,徜徉于孤独的心灵荒岛而踽踽独行。加之中华文化体系排斥异己的悠久传统作祟其中,信仰基督者不可能像信仰儒释道者那样舒畅地安居于我国的文化环境,因而他们感觉到进退维谷,步履蹒跚。   佛教信仰扎根华夏 之个中三昧   与基督信仰相比,佛教信徒则相对幸运。由于其根本观念与我国文化心理并不形成结构上的“非此即彼”式的对立,故而阻力较小,境遇超然。佛是觉者,成佛是正觉,皆以人为立足点,而不是本体界的神圣计划在历史中的实现。佛教的彼岸性超度,与我国的“成圣”、“成仙”尚可相通,属个体行为。佛教入华,自发轫之初便利用其与我国文化的共界,以求借势而行。而中国化的佛教,从天台、华严到禅宗,皆主心性本觉,显系受到了我国传统的自省感悟观念的影响。自古以来,国人便将心与诚、敬、德、道等理念相互联系,似乎信仰的对象可以不在身外,而向心性求之;而向心性求之的前提,必是本觉。至宋代理学形成,将佛理揉入儒学,仍可视为我国文化心理在一定条件下合乎逻辑的发展。至此,佛教不仅以空门超然世外,且登堂入室,被接纳改造而成中华文化信仰的组成部分。   中华文化之前景 与多元文化         如此而论,我国文化与基督信仰是否就天然无缘,形同水火?亦不尽然。中华文化有排斥异质文化的深厚积习与传统,同时也具有吸收异质文化的强大机制和能力。而后者对其体系的一以贯之、未曾中断、生生不息所起作用至大,因而也使我们对中华文化的发展前景深感乐观。       时至今日,我们应当认识到,不应只有在焦头烂额、走投无路时才被迫招架异质文化的进攻,在强力高压下被迫移樽就教,而是应当敞开心扉,理性地分析其优劣而决定取舍,对异质文化中的合理因素予以主动接纳。       文化的发展是一个历史过程,而历史过程并非以人的意志、理性、逻辑、预想、计划而进行。历史发展中有种种理性的、非理性的、互动的、突发的动因,而所谓历史,则永远是一个事后人为描述和诠释的存在。我国文化的未来走向如何,与其他异质文化的融会的结果如何,至今仍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现代社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各种信仰皆应各得其所,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犹如权力的制衡是个人自由的前提,多元文化的制衡也是个人自由信仰的条件之一。一旦自由的个体已经形成,其必然拥有选择信仰的权利。而另一方面,真正维系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和平与秩序者,是基本的正义、自由、权利、义务,而不是诸如“上帝的诫命”或“内圣外王”之类“聋人对话”般永远纠缠不清的所谓终极价值。       其实,人类并非只有在终极价值方面统一信念,才有和平与秩序、公正与效率。人类的秩序维系于基于本能的善良天性,在此诠释为“自由、正义、博爱”或“推己及人、立人达人”等等皆无不可。真正的难题在于,如何使基本普遍的正义和自由理念在经济、政治、文化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中体现之。这似乎永远是难以企及的目标,然而多元文化体系的并存共生已成定势。总之,至少在现在,我们仍然相信,现代世界文化的融会,应是多元文化的并行不悖,而非酱缸式的文化熔炉或单调划一的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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