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的必然选择

 

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的必然选择

 基督教全国两会研究部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人民经过一百多年的英勇斗争,终于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统治,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成为新国家、新社会的主人,中国走上了独立、民主、统一、富强的道路,中国历史进入一个新纪元。

面对这样一个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崭新社会,“中国基督教往何处去?”是摆在中国基督徒面前头等重要的课题。以吴耀宗先生为代表的老一辈教会领袖,为了中国教会的生存与发展,继承爱国爱教的中国基督徒长期以来不断寻求教会自立的优良传统,顺应时代潮流,发起了三自爱国运动,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基督教的面貌,开启了中国基督教新的历史篇章。

一、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不断寻求“自我”的历史传承

自1807年基督新教传入中国大陆到1950年三自爱国运动发起的这140余年间,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教会都是以西方差会附属品的样式存在,是“在外国人管教之下的”[1],但在不同的历史阶段,都有一些具有民族觉醒意识的中国基督徒尝试过要求摆脱西方差会的控制、实现中国教会自立自主的探索和实践。

在中国信徒中,开创自办教会先河的是广东信徒陈梦南。他曾说,“这道既是天道,在外国是外国的,在中国即是中国的,我们应该自己立会自己传,免得人家说这教是洋教。”[2]1873年,他组织成立了自立的广肇华人宣道会。1881年,内地会的席胜魔在山西邓村开设了自立、自养、自传的福音堂,成为内地最早的自立教会之一。这一时期的自立教会在数量上并不多,其中大多还不能完全自立,一般只是在经济上实现了有限的自养,组织上脱离了差会的控制,但在自传上对外国差会及传教士的依赖仍然很大。

义和团运动之后,民族灾难日渐深重。一批受过良好教育的信徒逐渐成长起来,他们的民族意识日渐觉醒,要求摆脱西方差会的控制,建立真正中国教会的呼声日益强烈,中国基督教的自立运动由此发端。

例如,1906年,上海闸北长老会华人牧师俞国桢发起“中国耶稣教自立会”,会章中提出该会“具有爱国爱教之思想,自立自治之精神”。中国耶稣教自立会成立后,各地纷纷响应。自立运动不但是中国基督徒为摆脱外国差会控制、实现自办教会而发起的,而且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爱国爱教”的口号,具有鲜明的反帝爱国的政治立场。由于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自立运动的成绩有限。但是,它使得中国信徒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意识日渐浓厚,代表了中国基督教发展的正确方向。

新文化运动和两次非基运动使中国教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增加了危机感。中国基督教领袖们在正确认识外界对基督教的各种批判的同时也深刻反省自身的问题,意识到中国教会非进行彻底的本色化不可。1922年召开的基督教全国大会上正式提出了“本色化”的主张,这成为中国教会追求“自我”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这时,一批知识分子基督徒如诚静怡、刘廷芳、赵紫宸、吴雷川等人对倡导并推进中国教会“本色化”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他们呼吁在教会组织、行政、布道和经济上,要以华人为主、西方传教士为辅;提倡中国基督教要去除“西洋色彩”,在神学思想上探索与中国文化的结合;鼓励在教堂建筑、音乐、礼仪等方面采取中国的样式等。对此,外国差会为缓和中国基督徒要求教会自立的呼声,巩固自身地位,作出了一些被动让步,表面上支持中国教会的本色化,甚至将各大公会都冠以“中华”字样,但这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基督教“洋教”的面貌,也没有改变中国教会仍旧处于外国差会的掌控之下的本质。尽管如此,他们对“本色化”的热心倡导和积极推动,反映了中国教会内的有识之士要求消除基督教“洋教”色彩,实现中国教会“自我”的热切愿望。

实现中国教会的自治、自养、自传是百余年来中国基督徒矢志不渝的目标,对中国基督教“自我”的探索也贯穿于近代中国基督教史的始终。遗憾的是,在中国近代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形态下,国家积贫积弱,中华民族遭受帝国主义侵略的屈辱和苦难,教会自立的愿望无从谈起。中国教会要彻底割断与帝国主义的联系,真正实现独立自主,只有在国家主权完整、民族独立解放、人民当家作主的新中国才能达成。这一历史任务落到了以吴耀宗先生为代表的一批教会进步人士的身上,他们正是沿着百余年来中国教会不断追求“自我”的正确方向,在上帝的引领下,带领中国教会走出了一条自治、自养、自传,爱国爱教的道路,这也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中国基督教继续生存与发展的正确选择。

二、三自爱国运动是中国基督教符合时代要求的自觉反应

作为与帝国主义“在有意无意、有形无形之中发生了关系”,并被其利用、为其服务的基督教,面对新中国、新社会何去何从?

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决战阶段,国民党政府军事上接连遭遇失败,政治上四分五裂,经济上全面崩溃,它所表现出来的腐败、专横也使一般人们(包括教会人士)多对旧社会失望透顶,他们迫切地希望从黑暗的制度中解放出来。基督教中的有识之士也认识到基督教面临着新的局面,“应当有新的认识,新的觉悟,新的主张。旧瓶不能装新酒,基督教也应当革除旧染,‘披上新人’”。[3]

当时,一些中国教会人士曾以个人名义写信给“英美教会宣道部”,表示面对新的社会变革,中国基督徒有必要检讨自己的事工以及与海外教会的关系。他们一方面承认,“在事实上……大部分的教会行政权还操在西方传教士的手里,在许多场合中,教会的政策仍被国外的差会所决定”,但另一方面又指出,“中国的宣教工作与政府的政策从未有过直接的关系……传教士到中国来,除了宣传爱的福音及为中国人民的需要而服务以外,并无其他目的。”[4] 他们虽然提出了教会政策的决策权与经济的管理权应交于中国领袖、有计划地实现中国教会的自养、教会必须成为中国的社会机关等建议,但他们未能彻底认识基督教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幻想在外国差会及传教士的支持下在原有的体系内进行革新,这与时代的要求显然格格不入。

而以吴耀宗先生为代表的一批爱国人士此时已经开始深刻反思基督教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关系问题。他在《基督教的时代悲剧》一文中一针见血地指出基督教与资本主义“不只是息息相关、相依为命,而且几乎是一对孪生的弟兄”。不唯如此,他还预见了中国基督教可能面临的危机,“如果我们的思想路线和现在西方基督教的思想路线一样的,我们的确是无形中变成了帝国主义和文化侵略的工具。”[5] 对此,他们认识到,中国基督教必须进行自我革新,因为中国基督教面临的困难“不在于外来的压力,甚至外来的迫害,乃在于内在的疏忽和错误”,只有“自我的批判”,“坦白承认过去的错误”,才是“新生的唯一道路”。[6]

1949年6月,上海《大公报》社会服务版刊出了五个基督徒的来信——《基督教徒的觉醒》,主要内容是反对帝国主义利用宗教。这封信在基督教徒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讨论一月有余。最终吴耀宗以《基督教的改造》一文对此番讨论作一总结。他明确指出,“在过去和现在,帝国主义者的确是利用了宗教来做‘侵略’、‘剥削’、‘欺骗’、‘愚化’中国人民的工具”,因此“中国的教会在现阶段中,虽然在名义上是独立的,但实际上还没有脱离西国差会直接间接的影响与控制。”他指出未来基督教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改辕易辙,悔改更生”:首先,“基督教必须把自己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系统中挣扎出来,摆脱出来”;“其次,中国的教会必须实行它早已提倡过的自立自养自传的原则,变成一个道地的中国教会”; “再次,基督教必须认识现在的时代和他自己过去的历史”;“最后,基督教必须投身到时代的洪流里去,与一切爱好和平民主的人士携起手来……共同努力,建设新中国。”他说,“中国基督教的命运,不是握在什么人的手里,而是握在基督徒自己的手里。因此,我希望全国的基督徒都用积极、勇敢、愉快的心情,去迎接这个中国历史所未曾有过的大时代。”[7] 在9月举行的第一届政协会议上,吴耀宗更表示,宗教过去曾受帝国主义、封建势力的束缚和利用,现在中国人民解放了,宗教应当大大地革新,必须清除基督教内部腐恶陈败的毒素,从思想上摆脱欧美资本主义的影响,并号召全体基督教徒加强学习,进行自我教育,以努力参加新中国的建设伟业 [8]。

10月,吴耀宗等人参加完全国政协会议及开国大典之后,联合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青年会全国协会等组成“基督教访问团”,赴全国各地访问,目的在于了解各地教会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以及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的贯彻情况,并向各地教会传达政协会议精神。1950年5月,访问团在北京三次谒见了周恩来总理。“据说吴耀宗等在各地搜集了有关教会的问题一百多个准备向总理反映,并希望政府下一道‘命令’保护各地教会。”[9] 但周总理的谈话直陈中国基督教的困难在于它和帝国主义的关系,指出“基督教是靠着帝国主义枪炮的威力,强迫中国清朝政府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而获得传教和其他特权的。因此,中国人民……认为基督教是同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分不开的,因而也就反对基督教。”这时,中华基督教会总会总干事崔宪详提出,中国教会过去曾经提倡过“自治、自养、自传”,并且指出现在中国解放了,是可以真正实现“三自”了。[10] 周总理对此表示肯定,并鼓励中国教会“要把民族反帝的决心坚持下去,割断同帝国主义的联系”,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要建立自治、自养、自传的教会。这样,基督教会就变成中国的基督教会了。”[11] 周总理的谈话使基督教领袖深受震动和鼓舞,更为彻底地认识到“基督教应当自动地肃清帝国主义在他里面的力量和影响”。

于是,吴耀宗等人决定起草一份宣言,决意通过基督教自身的努力来消除中国人民对基督教的成见。经过八次修改,题为《中国基督教在新中国建设中努力的途径》的宣言(通常称为《三自宣言》)于7月28日定稿。

《三自宣言》是爱国基督徒符合时代要求的自觉反应,它不仅表明了中国基督教的政治立场:认识过去帝国主义利用基督教的事实,肃清其影响,并“培养信徒爱国民主的精神,自尊自信的心理,为建设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而奋斗”;它同时宣告了在新中国建设教会的异象:在最短期内完成自治、自养、自传的任务,“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中国教会。”它体现了爱国与爱教和谐统一,得到了广大基督徒的积极响应和人民的热烈支持。

《三自宣言》由以吴耀宗等40位基督教领袖签名发起,随后向全国教会、基督教团体及信徒发出公开信,征求支持签名。9月23日,《人民日报》在第一版全文刊登了《三自宣言》,以及首批签名的1527名基督徒名单,并为此发表了题为《基督教人士的爱国运动》的社论,予以支持。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由此发起,中国基督教从此获得了新生,拥有了未来。

三、三自爱国运动是办好中国教会的必由之路

三自爱国运动从发起之日起,就为在新中国办好教会指明方向:既要为新中国建设而努力,也要坚持独立自主,促成一个为中国人自己所主持的教会。因此,三自爱国运动既有其政治和历史意义,也有其属灵和神学意义,它的远像是使中国教会扎根中国土壤,在中国人民中间为基督作见证,实现“基督的一个治得很好、养得很好、传得很好的教会在中国大地上建立起来”[12]。三自爱国运动奠定了中国基督教与中国社会相适应的基础,扭转了中国基督教的发展方向,迈出了办好教会的关键一步。

60年前发起的三自爱国运动使中国基督教割断了与西方差会之间在组织上、经济上的依附关系,实现了中国教会的主权独立,为中国教会的生存与发展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和社会基础。1954年7月,第一次中国基督教全国会议在北京召开,成立了“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1956年3月,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第一届委员会第二次全体(扩大)会议提出了著名的“三大见证,十项任务”,发出了“建设教会”的号召,“使我们的教会在主的手中成为一个更合用的器皿”。[13] 1958年,全国多数地方的教会先后实现联合礼拜,这是三自爱国运动在教会建设方面的新成就,使中国教会在合一的道路上迈出了一大步。

30多年前教会恢复活动,中国基督教建立起了适合中国国情和教会特点的基督教两会管理体系,提出从“三自”到“三好”,为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不断夯实组织基础和事工基础。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国及各地三自组织相继恢复,即投入到收回教堂、恢复礼拜等“重建圣殿”的事工中。1980年3月,全国三自常委(扩大)会议发出了“重建教会”的呼召。10月,召开了具有承上启下历史意义的第三次基督教全国会议,丁光训主教在大会开幕词“回顾与展望”中总结“三自成就巨大”,指出“三自任务未了”,提出“从自办教会到办好教会”的方针。为了落实办好教会,会议成立了“中国基督教协会”。

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是中国基督徒的爱国爱教组织,旨在协助党和政府落实宗教政策,帮助教会协调各方关系,维护教会合法权益;基督教协会是中国基督徒的教务组织,旨在规范教务活动,指导教务工作。基督教两会配搭侍奉,密切合作,共同推进中国教会的各项圣工,为按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从此,中国基督教信徒人数持续增长,教会堂点日益增加,神学教育不断扩大,圣经发行屡创新高,神学思考日趋活跃,规章制度不断完善,对外交往不断拓展,教会和信徒的美好见证不断涌现,一个蒙神喜悦、得人喜爱、与祖国面貌相称的中国基督教逐渐呈现。

10多年前,中国教会领袖们倡导和推动神学思想建设,则是为了结合中国教会几十年来走三自爱国道路的重要历史经验,逐步探索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神学思想体系,使中国教会的神学更能符合耶稣基督的本来面目,更能适应中国信徒在新历史时期的需要,更能把信徒的信仰变成新时代中的动力,指导教会在处境中更有效地作见证,从而为中国教会的健康发展奠定深厚的思想基础和神学基础。它活跃了教会的神学思考,深化了信徒对信仰的理解,丰富了教会的讲台信息,弘扬了基督教的伦理道德,增强了基督徒的社会责任感和服务意识,促进了教会的健康发展。

三自爱国运动始终是为办好教会服务的,60年来,蒙神恩待,成就巨大。它激发了基督徒的爱国热情和社会责任感,改变了中国人民对基督教的观感,为中国人理解和接受基督福音扫除了障碍;它“用爱心互相宽容,用和平彼此联络”(弗4∶2-3),增进了中国基督徒之间的团结,实现了联合礼拜,引导中国教会进入“后宗派时期”,为教会合一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它引领中国教会走上了独立自主自办的正确道路,使中国教会以崭新的面貌屹立于普世教会之林,为普世教会作出了独特贡献,提高了中国教会的国际地位;它全面推进了中国教会的各项圣工,使中国教会迎来了自身发展历史上最好的时期。同时,在三自爱国原则指引下,中国教会积极探索既符合圣经教导和普世教会传统,又融会中国文化和适合中国处境的办教方针,摒弃基督教的西方色彩,寻求建立自我的途径,为基督教中国化作出了有益的探索,进行了成功的实践,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中国教会孜孜以求的自我,不但在身量上,而且在智慧上,正在增长。三自爱国运动60年的历程告诉我们,如果不坚持三自原则,办好教会就会迷失方向,我们将失去福音的对象——广大民众;反之,如果不真心实意办好教会,三自爱国运动只剩下空洞的口号,我们将失去三自爱国运动的基础——广大信众。

总之,三自爱国运动是爱国主义在基督教领域的生动体现,是圣经原则和教会传统在中国处境下的成功实践,它极大地促进了福音的传扬,推进了教会的发展,丰富了普世教会的灵性宝库。它是上帝为中国教会预备的又新又活的道路,是中国教会的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国教会前进的正确方向。在新的历史时期,三自爱国运动与时俱进,不断挖掘和弘扬时代的信息,按圣经教导的样式规划中国教会的建设蓝图,是办好中国教会的必由之路。

回顾过去,我们对上帝恩手的引领无比感恩;审视今天,我们见证着上帝那说不尽的恩赐,愈加振奋;展望未来,我们仰望创始成终的耶稣基督,对中国教会的前途更充满信心。我们坚信,在圣灵的引导下,在党和政府的关心支持下,中国基督教一定会继承三自爱国运动优良传统,在新时期继续高举三自爱国旗帜,坚持独立自主自办,以充满对国家和教会的责任感肩负起历史赋予我们新的使命,努力按三自原则建设一个得上帝喜悦、众民喜爱的教会;建设一个忠于圣经教导、深爱自己祖国的教会;建设一个自身和谐、与社会和谐的教会;建设一个为创建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出积极贡献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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