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爱锐——为神的荣耀奔跑的人


 

 

苏格兰飞人:烈火战车

 

李爱锐(Eric Henry Liddell, 1902-1945)的父母,是英国伦敦会差到中国的宣教士 James & Mary Liddell。他们夫妇初被差往内蒙古传道,因为义和团事件,撤退到上海,他们的长子罗柏(Robert Victor),于1899年十月二十三日生在那里;及至乱事过了,于1902年一月十六日,在天津生下了第二个儿子,取名为 Henry Eric Liddell;在预备去登记的时候,途中遇到一个宣教士朋友,听了告诉那新父亲:这样的名字在学校会给孩子受嘲笑,因为简写 HEL,跟 HELL(地狱)相近。父亲马上改过来,成为 Eric Henry Liddell,中文名字李爱锐。

 

1906年,他们第一次休假,准备回苏格兰。从报纸上读到哈斯威勒(Wyndham Halswelle)在奥林匹克运动会,得到四百米银牌。
五岁的爱锐问:“父亲,从来没有苏格兰人得到过第一名吗?”
父亲点头说:“不错,苏格兰从未得过金牌。爱瑞,得奖牌不是最要紧的;最重要的是怎样跑人生的路程。”随即打开圣经:“你们也当这样跑,好叫你们得着奖赏。”
爱锐说:“天上的奖赏!父亲。”
那时,爱锐刚患过严重的痢疾,两腿瘦弱,举步不稳。他们的朋友摇着头说:“这孩子恐怕将来不能好好走路了。”
经过六个星期的海上航行,回到苏格兰。一家人在一起的假期,过得非常愉快。假期终了,父母看着八岁的罗柏,和六岁的爱锐,安置在艾尔赞书院(Eltham College),一个寄宿学校,一百多名学生中,有很多是宣教士的儿子。父母带着两个小的孩子,再去中国;他们的小妹珍妮(Jenny),将入芝罘学校;只有最小的幼弟,跟着父母。
兄弟二人在学校里,很快就能够适应。到中学阶段,罗柏和爱锐成为全校最佳的运动员。爱锐勤于参加校中查经班,在聚会中,遇到了科学教员顾玉麟(A.P. Cullen),将要去中国,在天津新学书院(Anglo-Chinese College)教书。爱锐立志:有一天,要追随顾玉麟的脚步。
1920年,爱锐进入爱丁堡大学(Edingburgh University)。
在校运会径赛中,李爱瑞的百码和二百码成绩特出,校刊立即宣布说:“一颗闪耀的巨星,出现在天际。”
1921年六月十八日,苏格兰大学校际运动会,李爱锐得百码冠军,并以二十二点四秒的表现,赢得二百米冠军。几天后,复在苏格兰业余运动协会竞赛中,以二十二点六秒,跑完二百二十码(二百米),破全苏格兰纪录。
爱丁堡大学立即当他是最杰出的运动员,给他一名特别教练,表明其特权和对他寄望之殷切。
教练梅其察(Tom McKerchar),对李爱锐影响很大。他指导爱锐,如何作预习运动,如何在起跑的时候,俯身前冲更强劲;他知道爱锐在赛跑中,把双臂像风车般抡动的习惯,并不改变他,只指导爱锐如何跑得更快;在接近终点的时候,把双腿提得更高;跑完的时候,给爱锐作松弛肌肉的按摩。爱锐觉得他是知己的朋友,又像在身边的父亲一样。
那年,母亲又回国休假。母子坐在厨房的桌子旁,爱锐问说:“母亲,你想神真的会要我跑?”
隔着桌子,母亲捏着儿子坚强的手臂,对他说:“爱锐,我相信神给你特别的恩赐。也许,神有祂的计划。现在你跑,把所有的荣耀归给祂。”她知道儿子已经把一生奉献给神,预备将来到中国作宣教士。
爱锐笑着点头说:“你知道,当我在赛跑的时候,我觉得是为神而跑。”
第二天,到室内运动场上练习,爱锐有更清楚的目标。

 

但他不是“眼望地极”的愚昧人。宣教事业,应该从身边开始。
那年暑假期间,爱锐到海滨作救生员。他藉此机会,训练作灵魂的救生员,向在海滩上的游荡青年传福音,领人得救。
有一天,爱锐收到妹妹珍妮从中国来信:

 

不要害怕,因为我与你同在;不要惊惶,我必扶持你。(赛四一:10)──爱你的,珍妮

 

不久后,有格拉斯高学生福音联合会(Glasgow Students' Evanglical Union, 简称 GSEU)的一个领袖,汤牧生(David P. Thomson),经过他哥哥罗柏介绍,找到了爱锐。他们组织学生,在各城市布道;但需要有个全苏格兰知名的人号召,以吸引听众。爱锐低下头,想了一会儿,说:“可以,我会去!”
珍妮的信,激起了他的信心。
1923内四月六日,爱锐第一次作公众演讲。听众约八十人,大部分是工人,有的失业,多数是酒吧的常客。爱锐不是大喊大叫,而是使听者感到像交谈一般。他问:“你们愿意认识我所爱的那位神吗?我来的时候,感觉没有力量,也自以为不能讲这些话。”
听的人找到了基督;讲员发现了他有讲道的恩赐。
第二天的早报上,刊载了李爱锐布道的消息。他感谢汤牧生给他开了传福音的门。一个礼拜后,他成为正式团员。
下一次的布道会,有六百学生参加。以后的三年多,他们走遍英国,向千万的群众讲福音。

 

1923年七月六日,身高只五呎九吋的李爱锐,在伦敦的比赛中,创下九点七秒百码,和二十一点六秒二百二十码的全英国纪录。梅其察教练把报纸指给他看:“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
李爱锐打开他随身的皮面圣经:“各人领受神的恩赐,一个是这样,一个是那样。”(林前七:7)“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林后一○:17)
当别人问他赛跑时的情感,他常回答:“我不甘失败。”
李爱锐在英国的奥运选拔赛中合格,是众人瞩目得金牌的希望。
下一场,是在巴黎的第八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好几天来,梅教练常去爱丁堡的体育主任办公室,查询国际奥林匹克会的来信。
信来了。带来了问题,甚至是危机。
国际奥运会主席,是法国的库伯田爵士(Baron Pierre de Coubertin),决定把全部各项赛程活动,紧缩到二周完毕;又因为1924年七月十四日是法国大革命纪念日(Bastille Day),全国放假,百米初赛定在七月六日,星期天。
梅教练嘱咐秘书,且不要向任何人宣布,免得报纸有影响爱锐的不友善报导--至少要维持现在。
他先把赛程告诉爱锐。
爱锐回答不能参加星期天的初赛:“因为一定要守主日为圣日…我太爱神了,不能在那天赛跑。”这是说,他自动放弃参加百米竞赛:他表现最佳,可以稳取金牌的项目。
教练点头表示理解:“下一步,我得告诉英国的主持人。爱锐,你知道将发生甚么事?那些新闻记者?”
“耶稣从来没说跟随祂是容易的事。”
以后几个礼拜,梅教练和英国奥委会主持人,竭力想改变百米初赛的日程;法国方面置之不理。
公众给你光荣,期望你付出自由的代价,包括要在信仰上妥协。
英国的报纸,对爱锐持续的攻击,指他:“背叛苏格兰的体育精神。”李爱锐的百米成绩,曾以少于十秒的速度快过世界最高纪录,可以使英国稳得金牌;而他的二百米及四百米,虽然也杰出,但不及百米。这多么使他的国家失望。
一名英国的贵族说:“参加奥运竞赛是唯一要紧的事。”
爱锐会参加竞赛,但要照神的条件。
他决不牺牲信仰,为了得奖的光荣--不管个人或国家的。
他准备好了。
只有神的话是他的安慰和倚靠:“凡信祂的人,必不至于羞愧。”(罗一○:11)

 

现代奥林匹克运动会的口号:“Citius, Altius, Fortius!”(更快,更高,更强!)
1924年七月六日,主日。李爱锐参加巴黎的苏格兰长老会聚会,并且登讲台向会众传达信息。那天的百米初赛中,英国的埃布尔拉翰斯(Harold Abrahams) 领先。次日决赛,爱锐在场助威,当埃布尔拉翰斯以十点六秒赢得金牌的时候,爱锐在位上欢乐跳跃,非常兴奋。
七月九日。李爱锐和梅教练看见赛径铺上新煤渣,相视摇头,知道会影响速度。爱锐参加二百米决赛,盛暑使他的身体不适,开始的时候落后,但奋力急起,以第三名达到终点,赢得铜牌,是第一个在二百米得奖的苏格兰人。
七月十一日。几天来的初赛和练习,使李爱锐全身的筋肉疲倦。他在旅馆前踱步,等候其他团员聚齐,同往赛场。
忽然,有个相熟的面孔跑来,只交谈短短数语,把一张小纸递在他手里,就走了。爱锐记得,那人是英国选手团临时雇用的按摩师,曾替他按摩过。他向那人表示谢意,随手放在口袋里说:“我将在赛场中读。”
那天是星期五。先是半决赛,六人入选。稍后,是四百米决赛。
在更衣室里,爱锐记起那张纸,从袋中摸出来读,上面工整写着的信息:

 

“那亘古真理的书上说:‘尊重我的,我必看重他。’祝你常得胜。”

 

那是爱锐喜欢的信息,现在更是如此。他低下头,自己微声说:“感谢神!”
在分配赛跑线路的时候,爱锐是在最不利的外圈第六线。爱锐照他的老习惯,同每个选手握手,祝他们成功。(他从不说:“好运”,因为相信所有事都在神的手中。)然后,弓身预备起跑。
梅教练紧张的握着跑表注视。
信号枪响了。爱锐一开始就遥遥领先。超越中途时,只用了22.2秒:这速度能赢二百米。没有任何四百米的选手这样跑法,到最后冲刺,哪能有足够的力量!
爱锐仍然领先。旁观的梅教练,仿佛停止呼吸,也跟着爱锐挥拳。再看场中,爱锐的头后仰,举目望天,双手像风车转动,膝头几乎提高到胸膛,继续拉长与后面选手的距离。
苏格兰的李爱锐,第一个冲破终线,以46.7秒的世界纪录,夺得1924年奥林匹克四百米赛跑金牌,超出第二名五米以上。爱锐慢下来,转身向第二名腓持(Horatio Fitch)伸出友谊之手,再走向同属英国队的巴特勒(Guy Butler),他裹伤跑得第三名,已经不支倒在草地上。
第二天,礼拜六早晨,爱锐在旅馆房间预备明天在苏格兰教堂的讲章。是梅教练在敲门。他手上满抱着报纸说:“没有疑问,你是正式的苏格兰英雄!”
爱锐说:“汤牧,我不想再听下去,够了!”作势把他的教练推向门口。
教练继续读,伦敦报纸说:“不再是国家的叛徒,李爱锐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四分之一哩健将!”
“还有更精彩的,现在,我读埃布尔拉翰斯的话:‘任那些不欣赏爱锐跑姿的人摇掉他们的头,算了,去他们的;他先到终点。’”二人一同大笑。
“苏格兰飞人”让梅教练引述他四百米成功的秘密:“在前二百米我尽力而为。在后二百米,靠神的帮助,我更加努力跑。”教练加上一句:“这是真正英雄的话,我也如此说。”
神还要呼召李爱锐跑更伟大的赛程。

 

1924年七月十七日,爱丁堡大学毕业典礼。李爱锐获得学士(B.S.)学位。唱名后,在众目注视中,爱锐走到台上。
校长伊永格爵士(Sir Alfred Ewing)说:“李爱锐先生,你的确证实了除了主考者以外,没有谁能通过你!”(You have shown that none can pass you but the examiner!)这妙绝的双关语,引起哄堂大笑。校长请大家肃静,继续说:“在古希腊的传统,是大祭司把橄榄枝冠冕加在得胜者头上。校长不是大祭司,但代表大学表示对你为本校赢得的荣誉而自豪,赠予你一首希腊文诗,是梅尔教授(Prof. Mair)作的,并为你戴上这桂冠。”等会众的欢笑静止,梅伊尔授朗诵诗章:

 

恭贺参加夺冕竞赛的人
头戴着桂冠欢然凯旋,
你该加倍的欢喜,表现
如此的速度至今可称空前;
我们母校欢欣你的成就
向你献呈这冠冕:
奥林匹克的得胜者,接受,
戴上,愿上天向你展现笑颜。

 

Happy is the man who the wreathed games essaying
Returns with laurelled brow,
Thrice happy victory thou, shuch speed displaying
As none hath showed 'til now

We joy, and Alma Mater, for thy merit
Proffers to thee this crown:
Take it, Olympic Victor, While you wear it
May Heaven never frown.

 


毕业典礼完成,同学们把头戴桂冠的李爱锐抬在肩上,离了麦克伊万礼堂(McEwan Hall),往圣及勒斯大教堂(St. Giles Cathedral)去。那相当于伦敦的西大教堂(Westminster),为毕业生举行感恩礼拜。大家要求李爱锐讲话。
爱锐在苏格兰长老会的出生地,登上诺克司(John Knox)宣告胜过罗马教凯旋的讲坛,及时的说:

 

在宾夕维尼亚大学的大门上,有这样的铭辞:“在失败的尘土中,或在得胜的桂冠里,如果尽上最大的努力,都能够得到荣耀。”(In the dust of defeat as well as in the laurels of victory there is a glory to be found if one has done his best.) 有人已经尽力而为,但没有得到胜利的冠冕。他们也有分于同样的荣耀。

 

李爱锐所引用的铭辞,是1908年在伦敦奥林匹克运动会中,宾夕维尼亚主教讲的,爱锐从早年就一直记在心里。

 

在爱丁堡大学的毕业生午餐会中,李爱锐以仅区区一名学士毕业生,坐了贵宾席。这实在是史无前例;但爱丁堡大学得到奥运金牌也是前所未有的。
不过,还有出乎他意料之外的事。大学文学会,预备了一辆满饰彩带的马车;但不是用马拉,而是由几个大学力壮的学生拉着,载李爱锐和校长,到校长宅邸茶叙。这样的荣典和盛意厚爱,伊永格爵士说,他从来没有经验过。

 

爱锐在去巴黎以前,就申请入学爱丁堡的苏格兰公理会学院(Scottish Congregational College),因此,留苏格兰一年。他也参加了好多场比赛;更作GSEU多次聚会的讲员,影响了不少青年人,奉献传道事工。
1925年六月二十七日,爱锐在格拉斯高的 AAA 业余运动会中,赢得了最后的竞赛。
在给奖典礼上,李爱锐讲话:“我生活的铭言是,如果事情值得作,就值得作好。我告别四年的径赛。”
一个礼拜后,他乘船出发去中国。
格拉斯高的报纸,刊出了一幅漫画:李爱锐身穿运动背心短裤,牧师硬领,下面四句短诗:

 

他去中国跑另一个赛程
像奥林匹克一样勇往直前而且坚定
如果终点一时还难以知明
以他特有的速度,我们裁判他必胜。

 

For China now another race he runs
As sure and straight as those Olympic ones
And if the ending's not so simply known
We'll judge he'll make it, since his speed's his own.

 

成百的人,聚集在他家门前,等候同他道别。在门前,一辆华饰彩带的马车,由两组大学生拉着,李爱锐带着四个衣箱坐在车上,“苏格兰飞人”含泪告别故乡。街道两旁,人群列队欢送。在卫福里车站(Waverley Station),人潮汹涌。登上火车,爱锐从窗口向送行者喊话,没有谁能听见。爱瑞唱起他所爱的诗歌:“日光所照万国万方,基督主权统治无疆。”群众一同唱和,在宏亮的歌声中,火车缓缓驶离车站。
他开始新的赛程。

 

地上的显耀渐渐隐去,属天的荣光彰现。若不是主大爱的吸引,谁能使这青年的运动新星,甘愿走上十字架的道路?
孤独的爱锐,有尽多的时间默想,准备面对中国的工作。
经过换乘西伯利亚铁路,转南满铁路,到达天津,是七月杪的时候。新学书院还未开学。李爱锐正好趁时与同事的教员熟识,适应新环境,并重新学习他遗忘的“母语”。
新学书院创始人赫立德博士(Lavington Hart)是校长,有英国教员五人,中国教员二十五人,学生约四百名。
有一天,他回到和父母同住的家中,颓然倒在椅子上。他告诉父亲:“学校要我教英文,那是我最差的科目。而且我中文太差,怎能够向学生讲耶稣?”
父亲告诉他,不用急切求全。他的中文慢慢会自然回来;同时并提醒他,可以使用神给他善跑的特别恩赐。
李爱锐在授课之外,还教导体育。不久,爱锐成为最受欢迎的教员。他兼教化学,能够胜任各种科目,在课外许多学生乐意来家中,参加他的查经班。
1928年,他组织校中的运动会。那年,日本主办远东运动会,在旅顺举行。李爱锐参加了。虽然久未练习,仍然能以二十一点八秒跑完二百米;四百米的成绩是四十七点八秒,证明他是世界级的优秀运动员。他也应请特作百米个人表演。
那年,伦敦差会通知爱锐的父亲,因为他健康的问题,这次回国休假,将是他退休的时候。爱锐送别父母和弟妹,在联合教会作主日学校长,并领导唱诗班。新来的司琴,原是他四年前在苏格兰的主日学学生芙洛(Florence Mackenzie)。二人再逢,不久就订了婚,芙洛回到加拿大,去完成护士训练。
1931年,爱锐回英休假。在这期间,完成神学课程,并于1932年六月二十二日,在再到中国前,受按立为牧师。

 

1934年三月二十七日,李爱锐和芙洛在天津联合教会结婚。婚后,生有两个女儿(第三女儿在芙洛回加拿大后出生)。
1936年,伦敦会因为萧张的事工极度缺人,调爱锐往那里;在萧张医院作医生的哥哥罗柏,也催促他前往。那年九月,将芙洛和孩子留在天津,爱锐自己坐骡车去到萧张,先试能否适应。到后,那里的教会欢迎“李少牧师”,也有一位王凤洲可以为他翻译,补助语言的不足。
爱锐虽然没有能够跟随父亲一同工作,却是继承了同一工作;不过,所继承的不是光荣的宗教王国,而是苦难的十字架道路。他的心中充满喜乐。他知道是神的旨意,为了神的教会需要。
1937年,中日战争爆发,中国大片土地,迅速的被日军占领。次年,罗柏医生自己染病,和妻女回英国休假。萧张医院只有瘦小的护士安妮(Annie Buchan)一人,没有合格医生;爱锐仅懂些微急救,也只得充数。所需要的医药及供应,要长途跋涉,从天津运来。有一次,途中遇到匪徒抢劫,失去所有的物品;他只得回去,再次用骡车运来。这次在路上遇到一个中国画家,被日军砍头,差点伤及气管。爱锐救他上车,以简陋的设备,竟然奇妙的使他痊愈。那画家绘制了一幅牡丹送他,爱锐彩印赠给朋友,记念神奇妙的救护。
1940年冬天,日本为了履行轴心国联盟,占领了爱锐住家所在的法租界。
1941年二月,在萧张的医院被拆平。为了要“集中保护”,把英美侨民,包括爱锐家人,都迁移到天津英租界。
五月,战争风云紧密,为妻女安全着想全,爱锐趁着海上航行还没有断绝,及时把怀孕的芙洛,和两个女儿,送上船回加拿大。他们在地上将不再见面。但爱锐记得母亲的话:“爱主的人,没有最后的离别。”
同年十二月八日,日本奇袭珍珠港,并攻击香港,美英对日宣战,与日本成为敌对国。在租界侨民的行动,受到限制,日军规定:不准有十人以上的聚集,包括宗教聚会。爱锐想办法印好同样的经文和秩序单,预先分发给几个家庭,主日同时举行“茶会”。如此,没有停止过聚会。
1943年三月十二日,命令颁布了:所有英美敌国平民,于三月二十六日,迁移到山东潍县,每人限带衣箱两件。
潍县的乐道院,一度曾是广文大学的校址,现在成为平民集中营,约有一千五百居囚。四面围墙,装有电铁丝刺网,碉楼有日军居高临下驻守监视,夜间有强光照射灯。那时,战争紧急,食物供应短缺,很多人衣衫褴褛,营养不良,而致形销骨立。不过,管制倒不太严紧,他们可以在主日聚会,并且组织了学校,使孩子们的教育不会停止;“爱锐叔”是数学,物理教员,当然领导体育,又是最受欢迎的主日讲员,领查经班,还要充任翻译。同时,要负责在三个大厨房之一工作。
萧张医院的安妮,本来转到北平协和医院工作,看护一个重病的人;现在也来到了潍县乐道院。他看到一个瘦削的人,穿着宽大的花衬衫。几年的分离,已经认不出旧日的朋友;只有他真诚可亲的笑容未改,使他认出那是爱锐!
爱锐笑着,指他身上的衬衫说:“这是芙洛房间的窗帘改作的。”
1945年,集中营的配粮更减少了。里面的人反倒欢欣,从漏进来的消息,知道日本支持不了多久。
有一天,安妮看见爱锐独自坐在院中的条凳上,垂着头。走过去问:“芙洛和孩子们好吗?”
“感谢神,他们都好。…只是最担心我没有给芙洛够多的时间。”眼泪流下他疲倦的脸颊。
一月中,爱锐到医院去。见到安妮,他说:“我的头脑里面有严重问题。”几个医生诊断,说是营养不良,重感冒,鼻窦炎等,没有致命的病征。一月底,收到国际红十字会送来的食物,营养改进了些;但爱锐的病情没有进步。
安妮看到他的改变,知道爱锐不肯称病的习惯,显然更为担忧,勉强安置他在简陋的医院里。现在,爱锐表现出神经的病征。他讲话断断续续,行步也极困难,右腿部分瘫痪。医生们怀疑是脑瘤,但限于设备无能为力,当作中风治疗,叫他完全休息。
不知怎地,爱锐的健康似有恢复。他竟然能够起来走路,还探访朋友,并参加聚会。二月二十一日下午,他出去散步,到邮局寄了一封短信给芙洛。
下午,遇到一个从前主日学学生。看到爱锐神色很不对,精神恍惚,咳嗽又呼吸急促,说不出话,他赶快叫人来救助。
安妮刚下班,听到了消息,急忙跑来,来到床边,拉住他的手,喊着说:“爱锐,对我说,你想那里有毛病?”
“他们完全不懂…”接着,喃喃说些无人理解的话。以后,呼吸困难,昏迷又再醒转。
安妮用手臂抱着他。李爱锐最后的话:“安妮,完全的降服。”看着他睡去,进入永恒,安妮的眼泪从脸上流下来。
第二天,大雪掩盖着全地,一片纯白。
二月二十四日的安息礼拜,由伦敦会资深宣教士柏理生牧师(Rev. Arnold Bryson)主持。大礼堂坐满了人,在门外的人更多,为这位只四十三岁的福音短跑选手送别。
十天后,举行李爱锐追思礼拜,由爱锐的老朋友顾玉麟主持。会中唱他喜爱的诗歌“Finlandia”(我灵安静);安妮追述他们在萧张的日子。
几个月后,日本投降了。
对李爱锐来说,正是:“那美好的奋斗已经完成了,当跑的赛程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主,那位公义的裁判,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腓四:7-8另译)所要得的,是那“不能衰残的永远冠冕”(林前九: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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